聊起这个话题，很多人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儿，八成是“ 佛郎机 ”。听着就像个洋名儿，没错吧？但你要是真以为明朝人管西班牙人就叫这个，那这事儿可就想得太简单了。实际上，“佛郎机”这个名头，更像是一顶大帽子，起初是扣在葡萄牙人头上的，后来嘛，但凡是从欧洲南边来的，长着高鼻深目、说话叽里咕噜的家伙，大明朝的官员和老百姓，图省事儿，有时候也就这么一块儿叫了。但这顶帽子，给西班牙人戴，其实有点儿不合头。
那么，明朝人给西班牙人安的那个最主要、最地道、最贴切的名儿，到底是什么？
你猜怎么着？是“ 吕宋 ”。
对，你没看错，就是菲律宾那个吕宋岛的“吕宋”。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儿风马牛不相及？西班牙不是在欧洲的天边边上吗？怎么跟东南亚的岛扯上关系了？
这事儿啊，你得站在明朝人的视角去看。
那会儿的大明，尤其是中晚期，可不是什么闭关锁国的铁板一块。南方的福建、广东沿海，海商们跟家门口的蚂蚁似的，来来回回，忙着倒腾丝绸、瓷器，换回来的，是真金白银。而西班牙人呢？他们那会儿也正处在打了鸡血似的“大航海时代”，满世界划拉地盘。他们占了美洲，发现了储量惊人的银矿，然后又跨过太平洋，在菲律逼的马尼拉建了个据点。
这个马尼拉，就在吕宋岛上。
于是，一幅奇妙的全球贸易图景就这么展开了：西班牙人开着他们那种笨重但特能装的盖伦帆船，把从美洲（当时明朝人叫“墨瓦蜡泥加”）挖出来的、铸成银元宝的 白银 ，哗啦啦地运到马尼拉。然后呢，福建月港、漳州泉州的商人们，就开着自家的福船、广船，载着满船的绫罗绸缎、景德镇的青花瓷、各种精巧的手工艺品，去马尼拉跟这帮“吕宋人”做买卖。
在当时的福建海商眼里，这帮人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吕宋来的。他们的大本营在哪儿？在吕宋。他们是谁？他们就是 吕宋 人。
这是一种极其朴素、极其直接的地理认知。我不管你老家在地球哪个犄角旮旯，我只认你从哪儿上船，在哪儿跟我交易。这就好比今天我们说“华尔街精英”，我们指的不是住在华尔街那条街上的人，而是指代那个金融圈子。明朝人称呼西班牙人为“吕宋”，逻辑是一样一样的。
晚明学者张燮，在他的那本堪称十六、十七世纪中国海洋百科全书的《东西洋考》里，就把西班牙人清清楚楚地归在了“吕宋”这一条目下。他写得明明白白：“吕宋，即西班牙。” 书里详细描述了西班牙人怎么在马尼拉筑城，怎么管理，怎么跟华人做生意，甚至他们用的那种刻着国王头像的银币（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本洋”），都记录得一清二楚。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这个新邻居最权威的观察报告。
所以，“ 吕宋 ”这个称呼，它不是一个绰号，不是一个蔑称，而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理环境下，一个非常官方且流行的、对西班牙人的特指。它背后，是那条波澜壮阔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是无数中国商人的血汗，也是堆积如山的 白银 流入中国的历史见证。
当然了，除了“吕宋”这个最核心的称呼，明朝人也不是铁板一块，称呼也很多样。
比如，还有一个称呼，叫“ 大西洋 ”。
这就有意思了。明朝人说的“西洋”，本来指的是郑和下西洋去的那个印度洋。“大西洋”是什么鬼？这其实是明朝人世界观被动升级的一个表现。他们慢慢搞明白了，在这帮红毛绿眼的家伙们的老家那边，还有一片更大的海，比我们知道的“西洋”还要大，那就叫“大西洋”吧。所以，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有时候也被统称为“大西洋国”。这个称呼，就显得更有文化、更“全球化”一点，使用者大多是那些接触了西方传教士、看了世界地图的士大夫们。它体现了一种努力理解世界的尝试。
还有一些更口语化、更形象的叫法。
比如，笼统地跟荷兰人（红毛夷）混在一起，叫个“ 番夷 ”或者“ 西夷 ”。这种叫法，就带着点儿天朝上国的傲慢了。“夷”这个字，在当时的语境里，就是“我们”和“他们”的划分，文明和野蛮的边界线。不过，这更像是个泛指，缺乏特异性。
而对于那些在福建、广东沿海跟他们打交道最多的普通渔民、商人来说，可能还有一个更实在的绰号——“ 白银番 ”。
这个词儿，你可能在史书上找不到，但你完全可以想象那个场景：码头上，一个晒得黝黑的福建船老大，指着远方缓缓驶来的西班牙大帆船，对他身边的小伙计说：“瞧，‘白银番’又来送钱了！”
为什么？因为西班牙人带来的东西太单一，也太震撼了。他们不像别的番商，还带点香料、胡椒、珍奇野兽。西班牙人，他们带来的几乎就是纯粹的、海量的、闪闪发光的 白银 。他们用这些来自美洲的银子，疯狂地换取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这种贸易模式，给明朝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在老百姓眼里，这帮人的人种、国家都不重要，他们最重要的身份标签，就是“行走的银矿”。
所以你看，明朝怎么称呼西班牙人？这根本不是一个单选题。
- 在官方和主流知识分子的文件里，最准确的答案是“ 吕宋 ”，这是一个基于贸易地理的务实称呼。
- 在一些更有世界眼光的学者笔下，他们可能是“ 大西洋 国”，这是一个基于新地理知识的认知升级。
- 在朝廷官员笼统的公文里，或者在与荷兰人等其他欧洲人分不清的场合，他们可能被归入“ 佛郎机 ”或“ 西夷 ”的大类。
- 而在那些真正与他们进行贸易的、最接地气的中国商人和百姓口中，他们或许就是那个最形象、最本质的“ 白银番 ”。
每一个称呼，都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大明王朝在面对一个陌生的、正在被强行连接起来的世界时，那种复杂的心态——有好奇，有务实，有傲慢，也有掩饰不住的、对于 白银 的渴望。这些名字背后，不是冷冰冰的词条，而是一个时代的呼吸和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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