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一个称呼而已，有那么重要吗？在进 防疫办 之前，我也这么觉得。不就是个代号嘛，叫我“哎”，叫我名字，或者叫我工号，只要能让我知道是在喊我，不就行了？
事实证明，我还是太天真了。天真得像一本没被翻开过的书，封面崭新，内容空白。
刚被抽调到 防疫办 那会儿，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隐形人”。办公室里人来人往，脚步声、电话铃声、键盘敲击声混杂成一片嗡嗡作响的背景音。在那个场域里，我没有名字。真的，没有。 防疫办领导 ，我们都叫他老周，一个眼角总有红血丝，走路带风的中年男人，对我最常用的称呼是——“哎，那个谁”。
“ 哎，那个谁 ，把这份文件拿去复印三十份，要快！”
“ 哎，那个小伙子 ，门口那箱物资你跟着去搬一下。”
“ 哎，你 ，对，就是你，过来，把这个表格的数据再核对一遍。”
每一次被这样喊到，我的心都会咯噔一下。不是委屈，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茫然。我就像一颗被随意丢进机器里的螺丝钉，看不清自己的位置，也找不到存在的坐标。我只是“那个谁”，一个可以被任何人替代的功能性单位。那段时间，我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接电话，填表格，跑腿，搬东西。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泡面和速溶咖啡是我最好的战友。办公室的灯永远亮着，像一只永不疲倦的眼睛，盯着我们每一个人。而我，就是这只眼睛视野里一个模糊的、没有具体名姓的影子。
转机，来得特别突然，也特别……狼狈。
那是一个深夜，流调数据汇总出了大问题，一个关键的密接者信息对不上，整个链条都可能断掉。所有人都焦头烂额，老周的嗓门大得能掀翻屋顶，办公室里气压低得吓人。我呢，作为一个数据录入的“底层”，其实没我什么事儿，但我盯着那张密密麻麻的Excel表，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我这人吧，没啥大本事，就是有点死脑筋。我把我负责录入的那几百条数据，一条一条，从原始记录开始重新捋。凌晨四点，就在我眼睛快要粘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一个手写的地址，因为字迹潦草，“舜”字被错误地识别成了“वाला”。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我当时也顾不上什么级别不级别了，拿着那张手写卡片就冲进了老周的临时办公室。他正捏着眉心，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看到我闯进来，眉头拧得更紧了，“干什么？”
我把我的发现哆哆嗦嗦地说了一遍。他一把夺过卡片，凑在台灯下，眼睛瞪得像铜铃。几秒钟后，他猛地一拍大腿，“就是这儿！”，然后抓起电话就开始吼：“……对，地址错了！是舜华路不是光华路！马上重新定位！”
那个晚上，危机解除了。第二天早上，我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出现在办公室时，老周正在开晨会。他讲到一半，忽然停下来，目光在人群里扫了一圈，最后定格在我脸上。
“ 小李 ，”他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但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听见了，“昨天那个数据，多亏你了。很细心。”
就这么一句。
但对我来说，不亚于一场惊天动地的海啸。我不再是“那个谁”，我成了“ 小李 ”。我的姓氏，被 防疫办领导 从模糊的背景里打捞了出来，赋予了具体的身份。从那天起，我感觉自己脚下的地，踩实了。周围的同事看我的眼神，似乎也多了一丝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开始跟我聊工作以外的事情，午饭时会叫上我一起。我不再是那颗游离在外的螺丝钉了。
“ 小李 ”这个称呼，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它代表着一种承认，一种接纳。但它仍然带着一点居高临下的意味，像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亲切，但有距离。
真正的变化，是在我独立处理完一次棘手的居民投诉之后。一个隔离在家的居民，情绪非常激动，因为物资配送问题，在电话里破口大骂，扬言要捅到媒体上去。电话转到我这里，我没跟他硬碰硬，就听着。听他骂，听他吼，听他抱怨，听他哭。整整四十分钟，我没说几句，只是在关键的时候“嗯”一声，告诉他，我在听。等他情绪宣泄得差不多了，我才开始慢慢跟他解释，告诉他我们现在人手有多紧张，配送小哥有多辛苦，中间可能哪个环节出了差错，然后承诺一定马上给他解决。
挂了电话，我立刻协调，亲自跟着配送车，把一份加了量的物资送到了他家小区门口。
这件事，老周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那天下午，他路过我工位，停下来，敲了敲我的桌子。
“那个投诉，处理得不错。”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审视，但更多的是赞许，“以后这种事，你多担待点。 小李啊 ，你做事，有章法，也动脑子。”
他喊我“ 小李啊 ”，那个“啊”字，拖着一个微微上扬的尾音。那一刻，我感觉我们之间的那层看不见的玻璃墙，好像变薄了。称呼没变，但语气里的温度，完全不同了。
后来，随着我处理的杂事越来越多，从数据分析、物资调配到宣传文案，我几乎成了一块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砖”。老周开始在一些更正式的场合，用一种新的方式称呼我。
有一次，区里来检查工作，开汇报会。轮到我介绍我们开发的一个小程序，用来提高流调效率。我讲完，领导随口问了句：“这个小工具是谁负责的？”
我当时心里还挺紧张，毕竟我只是个“小兵”。
老周坐在旁边，很自然地接话：“这是我们这儿的 李工 ，主力。”
李工 。
这两个字砸在我耳朵里，嗡的一声。我不是学工科的，这个“工”字按理说跟我八竿子打不着。但在那个语境下，它不是一个职称，它是一种最高级别的认可。它意味着专业、可靠、能扛事儿。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不再是那块砖，而是一根有了具体功能的钢筋，支撑着这个庞大机器的一部分。
当然，称呼也不是一直都这么“正面”。
也有过被他连名带姓吼的时候。那次是因为一份紧急上报的报表，我搞错了一个数据的小数点。他在电话里直接咆哮：“ 李明！ 你脑子是不是不清醒！知不知道这个数字报上去是什么后果！”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他那样喊我的全名。冰冷、尖锐，不带任何感情，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你的错误，让你无所遁形。那一下，比任何批评都让我感到羞愧和警醒。
如今，那段高强度、连轴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防疫办 也早已摘牌，大家各奔东西。我和老周后来成了微信好友，偶尔还会点个赞。他现在在朋友圈里，都叫我“明子”，透着一股江湖气的亲热。
回头再看，“那个谁”、“小李”、“李工”、“李明”、“明子”……这些称呼串起了我在 防疫办 的全部记忆。它们像一个个刻度，标记着我从一个懵懂的职场新人，到一个能独当一面的“打工人”的全部路程。
防疫办领导怎么称呼我 ？这个问题，现在看来，答案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些称呼的更迭里，我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如何被审视、被接纳、被锤炼、被认可的全过程。它关乎尊严，关乎价值，也关乎在那个特殊时期，一群普通人如何通过最朴素的方式，建立起一种名为“战友”的信任。
那个曾经让我感到茫然的称呼，如今成了我最宝贵的一段人生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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