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 旧社会怎么称呼地主的 ，你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是什么词？
我猜，八成是“ 老爷 ”。
就俩字。 老爷 。
可这俩字，分量千钧。那声儿得从丹田里发出来，带着点儿颤，头得低下去，腰得弯下去，眼睛绝不能跟人家对视，得盯着自己的脚尖，或者人家那双锃亮的皮鞋。这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姿态，一种不用教、看一眼就懂的生存法则。你喊的不是一个人，你喊的是那几百亩地，是那座青砖大瓦院，是那一沓厚厚的佃租契约，是你全家老小下一顿的嚼谷。
所以说，“ 老爷 ”这个称呼，它不只是个称呼，它是一道看不见的墙，把你和那个人，清清楚楚地隔在两个世界。墙这边，是泥腿子，是长工，是佃户；墙那边，是人上人，是天。
当然， 地主 也不是铁板一块，称呼自然也五花八门，跟万花筒似的，你从哪个角度看，看到的光景都不一样。
你要是在外面，在镇上，想显得自己跟 地主 家有点瓜葛，或者说，想沾点光，那你可能会毕恭毕敬地称呼一声“ 东家 ”。这个词儿，就比“ 老爷 ”多了几分现代的商业味儿，少了点封建的奴役感。好像你们之间不是主子和奴才，而是雇主和伙计。但明眼人都门儿清，这层窗户纸薄得很，风一吹就破。租你地的，是 东家 ；给你放贷的，也是 东家 。这“ 东家 ”，东边日出西边雨，他捏着你的命脉，你得把他当财神爷供着。
再文雅一点，或者说，在那些读书人嘴里，可能会叫“ 财主 ”。这个词就很有意思了，它直接点明了 地主 的核心属性——有钱。不谈权力，不谈剥削，就一个“财”字，好像把一切都简化成了经济关系。可谁都知道，在那个年代，钱，就是权。一个“ 财主 ”，背后站着的可能是县太爷的小舅子，是地方民团的头头。你叫他一声“ 财主 ”，听着客气，其实心里可能早就把他跟为富不仁画上了等号。
这些，还都是摆在台面上的叫法。是人前，是不得不低头时的客套。
那人后呢？
关起门来，在自家的土坯房里，油灯一豆，一家人围着锅台，那称呼可就“精彩”多了。
最普遍的，恐怕就是“ 地主老财 ”了。你看，加了个“老”字，带了点年岁感，好像这剥削是祖传的、天经地义的；又缀上个“财”字，把那副贪婪的嘴脸给勾勒得活灵活现。这四个字一出口，那股子怨气、那份不甘，就全在里头了。这里面，没有尊敬，只有赤裸裸的阶级对立。
要是碰上那种心狠手辣、催租催得能把人逼死的，那称呼就更直接了。
“ 黄世仁 ”！
这已经不是一个称呼，这是一个符号，一个图腾。是所有被压迫者心中那个具体化的恶魔。一提这仨字，脑子里立马就是杨白劳被逼死的惨状，是喜儿被抢走的悲剧。哪怕你家乡的那个 地主 不姓黄，甚至是个女的，但在佃户们心里，他（她）就是当代的 黄世仁 ，干的都是一样的勾当。
还有更狠的，直接撕破了人的伪装，骂到了根子上。
“ 吸血鬼 ”、“ 活阎王 ”。
这些词儿，你听听，哪个不是带着血腥味的？哪个不是恨得牙痒痒才骂得出来的？土地是农民的命，租子就像一根管子，这头的 地主 轻轻一吸，那头农民的血汗就哗哗地流过去了。说他是“ 吸血鬼 ”，那真是再形象不过了。至于“ 活阎王 ”，更好理解，阎王爷还管着死后的事，这位爷可好，活着就让你体验十八层地狱的滋味。旱了灾了，收成不好，你敢少交一粒租子试试？他的家丁、他的狗腿子，比鬼差还凶。
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带着地方特色的土话。比如有的地方管脑满肠肥的叫“ 肥猪 ”，管心眼多的叫“ 老狐狸 ”，管女人当家的叫“ 母老虎 ”。这些称呼，就像是老百姓自己编写的“ 地主 人物图谱”，每一个外号背后，都有一段血泪交加的故事。
你还会发现，称呼是会变的。
丰年的时候，农民去交租，手里还拎着两只鸡，见了面，满脸堆笑：“ 老爷 ，您瞧这今年的收成还成，托您的福！”这时候的“ 老爷 ”，是发自内心的（或者说，是不得不表现出的）一种仰仗和依赖。
到了灾年，交不上租，被堵在门口，那心里骂的，恐怕就是“ 活阎王 ，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啊！”可嘴上，还得哀求：“ 大善人 ，您行行好，再宽限几天吧！”你看，“ 大善人 ”这个词，在这种语境下，简直是天底下最讽刺的称呼。
所以说， 旧社会怎么称呼地主的 ，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学问题。
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扭曲的社会结构。它是一杆秤，称出了人与人之间悬殊的地位鸿沟。每一个称呼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群体。有的人趾高气扬，有的人卑躬屈膝。有的称呼是枷锁，有的称是刀子。
这些词语，如今大多已经躺在历史的故纸堆里，成了影视剧里的台词。我们今天可以轻飘飘地谈论它们，把它们当成一种知识。但我们得知道，在那个时候，每一个称呼，都可能决定了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从嘴里说出哪个词，用什么样的语气，都是一门战战兢兢的、用血泪学会的生存技巧。这背后的辛酸与沉重，不该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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