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响。但在我外婆那儿，不是。
在她的世界里，我有一套专属的命名体系，一套和我的身份证、毕业证、工作证上那个方方正正的名字毫无关联，却比它们加起来都更能定义“我”这个人的称呼。
电话响起，如果我正在一间窗明几净、同事们都轻声细语的会议室里，那我最怕听到的，就是电话那头，外婆用她那穿透力极强的、带着浓重乡音的嗓音吼出来的那两个字—— “狗蛋！”
石破天惊。真的。
一瞬间，我身上那件熨烫得笔挺的衬衫，仿佛变回了小时候那件沾满泥巴的破背心。我脚下锃亮的皮鞋，也好像踩进了老家院子里那个夏日午后泥泞的水坑。周围同事们投来的目光，好奇、探究、还夹杂着一丝憋不住的笑意，而我，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狗蛋 。这个称呼，土得掉渣，粗糙得像外婆院子里那块磨刀石。我小时候为此抗议过无数次，哭过，闹过，甚至绝食过半天。外婆只是用她那双摘了一辈子棉花、揉了一辈子面团、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手，摸摸我的头，乐呵呵地说：“贱名好养活嘛！叫狗蛋，阎王爷都不稀罕来勾你！”
她的逻辑，简单、粗–暴，却又充满了那种最原始、最笨拙的爱。那是一个混杂着灶台烟火、泥土腥气和老旧木柜子味道的称呼，它像一根看不见的风筝线，无论我飞到北京还是上海，线的那一头，永远攥在她那双布满老茧、青筋毕露的手里。只要她一喊，无论我飞得多高，都会被瞬间拽回那个蝉鸣不止的夏天。
当然，外婆也不是一直这么“粗放”。
当我生病发烧，蔫得像霜打了的茄子，整个人缩在被窝里哼哼唧唧的时候，她就不会再叫我 狗蛋 了。她会端着一碗还烫嘴的鸡蛋羹，一勺一勺地喂我，嘴里会无比轻柔地念叨着： “我的乖乖，我的心肝，快快好起来哦。”
“我的乖乖” ——这四个字，从她那已经掉了几颗牙的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点漏风的嘶嘶声，却比任何安眠药都管用。她的手会贴在我的额头上，那是一只常年劳作的手，干燥、温暖，带着太阳和尘土的味道，却能奇迹般地抚平我所有的焦躁和病痛。在那个时刻，我不是什么能上房揭瓦的野小子 狗蛋 ，我就是她的全世界，是她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宝贝。
而当我调皮捣蛋，把邻居家的鸡追得满院子飞，或者偷吃了她藏在柜子顶上准备过年才吃的冰糖时，她的称呼又会升级。她会一手叉腰，一手拿着根细细的竹条，站在院子中央，对着我的方向，中气十足地喊： “你个小祖宗！给我滚回来！”
小祖宗 。这个词，真是又爱又恨。它带着七分的气恼，三分的无可奈何。她嘴上骂得凶，手里的竹条却从来没真正下重手打过我。更多的时候，是象征性地在我屁股上轻轻敲一下，然后把我拽进屋里，一边数落我，一边又偷偷塞给我一块糖。她嘴里的 小祖宗 ，不是抱怨，而是一种甜蜜的负担，是“我拿你这个小家伙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最高级表达。
后来，我长大了，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然后是省城的大学。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电话打得也越来越疏。每一次回家，外婆看我的眼神，都像是看一件稀世珍宝。她不再轻易叫我 狗蛋 了，尤其是在外人面前。她会挺直那已经有些佝偻的腰板，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骄傲，跟邻里乡亲介绍：“这是我外孙， 大学生 ！”
大学生 。这个称呼，陌生、正式，还有点距离感。它不像 狗蛋 那样贴肉，也不像 “我的乖乖” 那样暖心。但你分明能从她闪着光的眼睛里，看到她全部的骄傲和期望。在她看来，“大学生”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是我跳出农门、摆脱了她那一代人命运的最好证明。她用这个称呼，把我从她熟悉的那个泥土世界里，亲手“推”了出去，推向一个她不了解但却无比向往的、更广阔的世界。
而如今，我已经工作了好几年。外婆的年纪越来越大，记性也时好时坏。有时候打电话，她会在电话那头沉默半天，然后迟疑地，试探性地，用她那独特的、被岁月磨得有些含混的方言，叫出我的本名——“是……响伢子吗？”
那一声“响伢子”，跟普通话里的“李响”完全是两种发音，调子是拐着弯的，尾音是拖得长长的。全世界，只有她一个人会这么叫我。这个称呼，既包含了 狗蛋 的亲昵，又有 大学生 的期许，还有一种岁月流逝后，害怕弄丢我的小心翼翼。
所以，你问农村外婆怎么称呼我？
她用那些土里土气的称呼，标记了我的整个成长轨迹。从一个需要“贱名”才能养活的 狗蛋 ，到一个让她心疼又无奈的 小祖宗 ，再到一个让她骄傲得合不拢嘴的 大学生 。每一个称呼，都是她爱我的一种方式，是她生命在我身上刻下的独一无二的烙印。
它们是我的软肋，也是我的盔甲。在坚硬的城市森林里，每当我觉得疲惫、孤独、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想起电话那头，那个可能会突然冒出一句 “狗蛋，钱够不够花” 的声音。
然后我就知道，我不是无根的浮萍。我永远有来处，也永远有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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