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同事怎么称呼自己:那些藏在微信名里的成年伪装

当那个沉寂了快二十年的小学同学群,像被投入一颗深水炸弹般突然被“某某公司王总”激活时,我盯着手机屏幕,久久没有说话。一种莫名的荒诞感,混杂着一丝心酸,像是夏日午后融化掉的廉价冰棍,黏糊糊地粘在心上。我们这群 童年的同事怎么称呼自己 ?这问题,就这么毫无征兆地,砸在了我的脸上。

王总,原名王小胖。对,就是那个夏天只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跨栏背心,永远在追着一个滚动的破轮胎跑,笑起来能看到后槽牙,因为偷吃邻居家桑葚被打得哇哇叫的那个小胖。现在,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张穿着笔挺西装、背景是模糊落地窗的商务照,笑容标准得像用尺子量过。他在群里发了个红包,附言是:“各位老同学,小弟现在做点小生意,多多关照。”

“小弟”?我差点笑出声。这个词从“王总”的嘴里说出来,怎么听都像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程式化的谦卑,一种带着俯视感的客套。紧接着,群里炸开了锅。

童年的同事怎么称呼自己:那些藏在微信名里的成年伪装

“哇!王总发财了啊!”“王总牛逼!”

然后,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开始修改自己的群昵称。当年那个扎着羊角辫,说话细声细气,最爱看三毛流浪记的“丫头”李娟,昵称改成了“Cynthia-市场总监”。那个上课永远在睡觉,画画却拿了全市第一,被我们叫做“闷油瓶”的张默,昵称是“张工-XX设计院”。甚至那个因为家里开小卖部,总能给我们带来过期零食的“小卖部”,也成了“刘经理”。

整个群,瞬间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名利场,一个线上版的商务酒会。大家心照不宣地,将自己前半生摸爬滚打换来的社会身份,像一枚枚勋章,郑重其事地别在了胸前,别在了那个小小的,只能显示十几个字的昵称栏里。 童年的同事怎么称呼自己 ?他们用头衔称呼自己。用职位,用公司,用一个听上去就不好惹的英文名。

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我们早已不是“同事”了。童年那场漫长而盛大的“过家家”游戏,我们扮演着学生、朋友、玩伴,游戏结束,我们被投放到真正的职场,开始扮演一个个全新的,戴着面具的角色。而如今,我们带着这些新角色,回到了最初的游戏场,却发现再也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

我翻着聊天记录,那些“王总”、“Cynthia”、“张工”,像一堵堵冰冷的墙,隔开了我和记忆里的“小胖”、“丫头”、“闷油瓶”。我记得小胖的膝盖上永远有摔破的疤,夏天能一口气吃三根冰棍;我记得丫头的手指上总有墨水渍,她会偷偷把自己的零花钱塞给忘了带午饭钱的我;我记得闷油瓶的课桌抽屉里,藏着一个宇宙,画满了我们看不懂的飞船和怪兽。

可那个追着蜻蜓跑,摔得满嘴是泥的小胖,他去哪儿了?他是不是藏在“王总”那身价值不菲的西装下面,偶尔会在深夜酒醒后,偷偷探出头来,怀念一下当年无所顾忌的奔跑?

Cynthia,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干练,很精英,仿佛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穿梭在CBD的写字楼里,电话会议一个接一个,永远在谈论KPI和ROI。但丫头呢?那个会因为书中人物的悲惨命运而哭红眼睛的丫头,她还在吗?她会不会在某个加班的深夜,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突然想起三毛对荷西说,“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

这或许就是成年人的生存法则。 童年的同事怎么称呼自己 ,其实是在回答“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这是一种宣告,一种自我证明,甚至是一种防御。名片上的头衔,恨不得刻在脑门上,仿佛那层硬邦邦的壳,能保护内里那个或许依然柔软、或许早已疲惫不堪的灵魂。

我们害怕被看穿。害怕当年的小伙伴看到自己如今的窘迫、平凡,或者一事无成。所以,用一个“总”、一个“经理”、一个听上去很厉害的称谓,先给自己壮壮胆。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集体伪装,我们彼此配合,互相吹捧,共同维系着一个“我们都混得很好”的脆弱体面。

我没有改我的昵称,就用着我的本名。在那个一堆“总监”“经理”的列表里,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点寒酸。有人私聊我,是“闷油瓶”,哦不,是“张工”。

他问:“你怎么不改个名?好歹加个公司名啊。”

我打字回复:“改什么?就一普通上班的。”

他发来一个省略号,然后说:“也是,你还是老样子。”

看到“老样子”三个字,我的心突然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是啊,我还是老样子。我还在用老掉牙的输入法,还在听十几年前的老歌,还在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烦恼或快乐。我没有成为什么“总”,也没能用一个洋气的英文名给自己镀金。我只是长大了,仅此而已。

可是,他们真的变了吗?

那天晚上,群里聊得火热,大家都在谈论房子、车子、孩子和票子。突然,“王总”发了一张照片,是他家小区的池塘,里面有几只蝌蚪。他说:“嘿,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们在二中后面那个臭水沟里捞蝌蚪,我一脚踩滑了,摔了一身泥。”

群里安静了几秒钟。

然后Cynthia说:“记得啊,你当时哭得那个惨,鼻涕泡都出来了。”

张工也冒了出来:“你还把我的玻璃瓶给打碎了,那里面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捞到的‘将军’!”

一瞬间,那些冰冷的头衔仿佛融化了。大家又变回了小胖、丫头和闷油瓶。我们开始聊起卖冰棍的老太太,聊起学校门口那家永远都缺斤少两的炸串摊,聊起那个脾气暴躁但会在下雨天把自己的伞塞给我们的数学老师。

那一刻我明白了, 童年的同事怎么称呼自己 ,其实没那么重要。那层壳,太硬了。硬到可以抵御职场的明枪暗箭,硬到可以撑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但在某个不设防的瞬间,当一缕记忆的微光照进来,那层壳就会裂开一道缝。从缝隙里流淌出来的,依然是那个穿着开裆裤、流着鼻涕、揣着一兜玻璃弹珠的,最初的我们。

称呼只是一个符号,是我们在成人世界里的一张通行证。我们用它来社交,用它来武装自己。但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是那个曾经并肩坐在夕阳下的土坡上,分享一包辣条,梦想着要去征服世界的少年。

那个少年,从未走远。他只是,藏得深了一点。

发表回复

您的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