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北宋怎么称呼东北人？这一问，简直是把现代的地理概念和民族认同，一锅端进了千年前的时光隧道，搅得我脑子里嗡嗡作响，却也激起了一股子刨根问底的兴致。我得先跟你掰扯清楚，彼时的“东北”并非我们今日地图上那一块儿板板正正的黑土地，而“东北人”这个称谓，更是今人发明、今人使用的。这中间的沟壑，远比我们想象的深，深到你得俯下身子，细细去听历史的回声，才能略窥一二。
你瞧，那个时代，没有‘东北’这个框框，更遑论‘东北人’这个整体标签。彼时辽河流域，鸭绿江畔，松花江边，乃至更北的广袤大地，在北宋人的眼中，那是他们朝廷疆域之外的“ 化外之地 ”，是 契丹 人、 女真 人、 奚 人、 渤海 遗民，以及无数我们今人可能都说不清道不明的“ 部族 ”赖以生息的家园。宋人提及这些地方，多半是带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戒备，夹杂着一些自诩“文明”的优越感，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因其地处边陲，风俗与中原迥异，而生出的疏离感。
所以，如果你非要我这个活生生的人，穿越回北宋，去问一个汴京的市民：“你平时怎么称呼那些住在今天东北地区的人啊？” 我猜他八成会给你一个莫名其妙的眼神，然后反问你：“客官说的是 契丹 人？还是 女真 人？亦或是 高丽 人？” 甚至，他可能会直接丢出一句：“ 北虏 ！” 语气里带着些许不屑，还有那么点儿谈虎色变的惊惧。
没错，“ 契丹 ”和“ 女真 ”这两个词，才是我们解答这个问题的真正切入点。北宋一朝，与占据辽东、漠北甚至燕云十六州的 契丹人 （也就是建立 辽朝 的民族）是死对头，也是不得不打交道的主儿。从太宗皇帝屡次北伐的惨败，到澶渊之盟后年年纳贡的屈辱， 契丹 这个名号，简直是刻在了宋朝君臣百姓的心坎里。在官方文书里，他们常常被直接称作“ 契丹 ”，或者更具贬义的“ 北虏 ”、“ 胡虏 ”，甚至“ 贼虏 ”。这种称谓，不仅仅是民族识别，更是政治立场和军事对抗的明确表达。想象一下，一个宋朝的边将，在奏折里写“与 契丹 交战”，这 契丹 二字，字字千钧，带着刀光剑影的凛冽。
再来说说 女真 。这 女真 人起初在 契丹 人治下，被称作“ 生女真 ”和“ 熟女真 ”，生活在今天黑龙江、吉林一带的深山老林里，渔猎为生。宋朝初期，他们对宋人而言，远没有 契丹 人那么声名显赫。偶尔提及，多半是作为 契丹 的附庸，或者是在边疆贸易中接触到的遥远部族。我敢打包票，那时候的宋人，对这帮“ 女真 ”的认识，远不如对 契丹 来得深刻。他们更像是一群在 辽国 北境，偶尔被 契丹 人征发，或者来中原做些贸易的“ 番人 ”。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变数。谁能想到，这群一度被宋人忽视的“ 番人 ”，竟在短短数十年间，如同野火燎原般崛起，灭了强大的 辽朝 ，然后一路南下，将北宋的半壁江山生生吞噬，甚至俘虏了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制造了震惊天下的“ 靖康之耻 ”！
自此以后， 女真 这个名字，在宋人心中，便由一个模糊的边地部族，一跃成为了比 契丹 更可恨、更凶残的“ 新北虏 ”。南宋的词人，笔下的“ 胡虏 ”二字，指向的往往便是他们。岳飞那句“壮志饥餐 胡虏 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虽然用了古称“匈奴”，但谁都知道，他心里想着的，正是那些让他“八千里路云和月”的“ 女真 ”铁骑。
所以你看，宋人对于今天 东北地区 的居民称谓，压根儿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地域性的“ 东北人 ”说法。他们是根据这些部族的政治实体、与宋朝的亲疏远近、以及军事冲突的激烈程度来命名的。 契丹 人是 辽 ； 女真 人是 金 ； 高丽 人是 高丽 。这是一种基于民族政权而非地理区域的划分。
当然，除了这些官方或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称谓，民间是否有一些更接地气的说法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称呼某地人会用“ 关外人 ”、“ 出关的 ”这类带着地域色彩的词。这个问题，就有点儿像是在浩瀚史料的沙滩上，寻找一粒不甚起眼的沙子。记载市井俗语的史料，向来稀缺。我私以为，即便有，也多半是 泛称 。比如，如果一个宋人要描述那些从北边过来的，他或许会说“ 北边来的 ”，或者笼统地称之为“ 塞外之人 ”。但这些，都只是方向性或地域性的描述，而非一个特定人群的专属称谓。
再往深处想一层，称谓的背后，藏着的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宋人自诩为“ 中华 ”，将周边的民族都视为“ 蛮夷 ”。这种“ 夷夏之辨 ”的观念，贯穿了整个中古时期。所以，无论是 契丹 ，还是 女真 ，在宋人笔下，除了直接的族称外，往往还会附带一些带有 贬义的修饰词 ，比如“ 强悍 ”、“ 犷野 ”、“ 嗜杀 ”、“ 不通礼义 ”等等。这些并非是单纯的地域或族群称谓，而是带着一种文化上的傲慢与偏见。这让我这个现代人读来，总有些不是滋味，仿佛能看到那些文字背后，宋人复杂的眼神：既有对异族的恐惧，又有对其风俗差异的不解，更有自恃高一等的文化自信。
历史的书页翻到最后，我们不难发现，北宋人之所以没有“ 东北人 ”这种称呼，核心原因在于：其一， 地理概念的差异 。他们没有今日“东北”的行政区划和地理认知。其二， 民族认同的多元 。那个区域生活着太多不同的部族，宋人更多地是按照其民族属性和政治归属进行区分。其三， “人”的范畴界定 。在宋人的“ 天下观 ”里，只有符合“ 华夏 ”礼仪规范的，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而那些 边地部族 ，在某种程度上，是被“ 异化 ”了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提起“ 东北人 ”时，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个地域文化特征鲜明、身份认同强烈的群体。他们是现代中国版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地域情感。而将这个概念回溯到北宋，就像是把一部现代的智能手机丢进了史前时代，它不属于那里。北宋的 士大夫 、 将领 、 贩夫走卒 ，他们口中、笔下，只有 契丹 、 女真 、 奚 ，以及各式各样带着时代烙印的“ 番 ”与“ 虏 ”。这些词汇，如同历史的切片，精准地映照着那个时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异族之间，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关系。那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用一个词概括的“人”的概念，而是一幅由无数冲突、融合、误解与抗争交织而成的，波澜壮阔的画卷。每每念及此，我都觉得，历史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它那份无法被简单复刻的复杂性与陌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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