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是猛地问一个渭南娃，“嘿，你咋叫你爸妈？”他可能得愣一下，不是不知道，是这问题太……太“书面语”了。我们不说“称呼”，我们就是张口一喊，那俩字儿就从喉咙里蹦出来了，带着庄稼地里麦子的香气和渭河边刮过来的风。
外地朋友可能最先听不懂的，就是那个石破天惊的 大（dà） 。
对，你没看错，一个响亮的去声。不是“爸爸”，也不是关中其他地方有时候会带儿化音的“大”，就是一个干脆利落，掷地有声的 大 。我小时候，在巷子里玩疯了，饭点儿一到，我妈准在二楼窗户上扯着嗓子喊：“赶紧回来！你 大 都上桌了！”那个“大”字，穿透力极强，能瞬间把我从泥巴堆里拎起来，拍拍屁股往家跑。
这个 大 ，就是爹，就是父亲。它不像“爸爸”那样，听起来有点绵软，有点撒娇的意味。 大 这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分量。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天，是那个不苟言笑但你一伸手要钱他总会从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票子的人。你喊一声 大 ，心里是踏实的。这个字里，有尊敬，有依赖，甚至还有点小小的敬畏。我 大 年轻的时候，脾气爆，我犯了错，他眼睛一瞪，我连“大”都不敢喊，心里咚咚打鼓。可等我考上大学，提着行李要走，还是他，扛着我那死沉的箱子，一路送到村口的大巴上，临了，就拍拍我肩膀，闷着声说了一句：“到了给家里打个电话。”那一刻，我觉得这个 大 字，比山还重。
所以，在渭南，尤其是在我们这些80后、90后的语境里， “我大” 是一个高频词。“我 大 说……”“我 大 让我……”“这是我 大 买的……”简单，直接，充满了归属感。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指代词，它是一种身份的宣告：我是有“大”的人，我背后有靠山。
说完了 大 ，就得说 妈 。
这个字，就没那么特殊了，全国通用。但是，渭南人喊出来的 妈 ，调子不一样。它常常和 大 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无比和谐的组合： 我大我妈 。你听，这四个字念出来，抑扬顿挫，有一种天然的节奏感。“ 我大我妈 不让我晚上出去玩”，“ 我大我妈 去走亲戚了”，这话说得理直气壮，顺滑无比。
我们很少单说“我父亲母亲”或者“我爸爸妈妈”，太拗口了。在家里，对着喊，就是“ 大 ！”“ 妈 ！”；跟别人说起，就是“ 我大我妈 ”。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语言习惯。那个 妈 字，有时候会拉得长长的，带着点拖腔，尤其是在有求于她的时候：“ 妈 ～～～给我点零花钱嘛。”那声音，百转千回，保证我妈一边骂着“败家子”，一边从钱包里掏钱。有时候，它又短促得像一声惊呼，比如手上扎了个刺，第一反应绝对是“ 妈 ！”，那是一种本能的求助。
当然，渭南这么大，从华州到韩城，从蒲城到富平，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再往老一辈儿追溯，或者去到更乡土一些的地方，你还能听到更古朴的称呼： 爹 和 娘 。
爹 （diē），这个字一出口，画面感就来了。仿佛看到一个穿着对襟褂子、满脸沟壑的老汉，蹲在田埂上，抽着旱烟。我爷爷就喊我太爷爷“ 爹 ”。那个年代的人，情感更内敛，也更深沉。“ 爹 ”这个字，比 大 更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它连接着的是农耕文明的血脉。现在的小年轻，基本没人这么叫了，听起来像是在演电视剧。但你要是在某个村子的酒席上，听到一个中年汉子举着酒杯，对着首座的老人洪亮地喊一声“ 爹 ！”，你心里绝对会为之一震。那里面包含的，是几十年风雨的养育之恩，是一辈人对另一辈人的绝对遵从和孝敬。
而 娘 （niáng），则比 妈 多了一丝温柔和苦涩。我总觉得，“ 娘 ”这个字里，藏着无尽的操劳和付出。纳鞋底的灯影下，灶台前的烟火中，那个身影，就是“ 娘 ”。小时候听村里的老人讲过去的故事，主角总是“我 娘 如何如何不容易”。这个称呼，现在也用得少了，它更像是属于过去那个物质匮乏、但亲情浓烈的时代的专属名词。
所以你看，这称呼的变迁，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社会发展史。从 爹 和 娘 ，到我们这代人最习惯的 大 和 妈 ，再到现在很多孩子从小就说的普通话“爸爸”和“妈妈”，语言在变，时代在变，但那份情感的内核，没变。
我有时候会刻意教我外地的朋友说我们渭南话，教他们怎么喊“ 大 ”。他们总是拿不准那个音调，要么太轻，要么太拐弯，怎么都发不出我们那种理直气壮的劲儿。我告诉他们，你得把气沉到丹田，想象着你爹就站在你面前，你不是在叫他，你是在确认一种关系，一种血脉的连接。
如今，我在外地工作，电话打回家，第一句脱口而出的，依然是那声短促而有力的“ 大 ”，或者是那声略带暖意的“ 妈 ”。无论我走多远，无论我变成了什么模样，只要这一声呼喊还在，我就知道我的根在哪里。
这声“ 大 ”，这声“ 妈 ”，就是我们陕西渭南人刻在骨子里的胎记，是乡音，更是心音。它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能定义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它简单、质朴，甚至有点“土”，但它足够真诚，足够温暖，足够让我们在任何地方，一想到它，心里就觉得，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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