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它又梗在心里好几年。每次重读《 水浒传 》，翻到景阳冈，看到十字坡，血溅鸳鸯楼，我都会被同一个问题绊住——我，一个隔着几百年时空的读者，到底该怎么称呼 武松 ？
这不是个简单的名字问题，这简直是个身份认同和立场选择的哲学难题。
你试试看，在脑子里过一遍。
叫他 武二郎 ？
听起来多亲切，多有人情味儿。那是他哥 武大郎 颤巍巍的叫法，是潘金莲在窗帘后头，心里盘算着什么的试探。这个称呼，属于阳谷县那个还没经历家破人亡的青年。他刚刚打死了一只老虎，成了全县城的明星，知县赏识，兄长团聚，人生简直是开了挂。那时候的 武松 ，虽然脾气爆，骨子里却还有着某种温情和对世俗秩序的认可。他会跟哥哥撒娇，会直截了当地拒绝嫂子的挑逗，会把赏银分给猎户。
叫他一声“ 武二郎 ”，就好像把他从那片血色里暂时拉了回来，让他还是那个有家可回、有兄长挂念的山东汉子。但是，我配吗？我一个看客，有什么资格用这么亲昵的称呼去碰触他心底最柔软也最疼痛的地方？叫一声 武二郎 ，感觉下一秒他就会转过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冷冷地问我：“你谁啊？”是啊，我谁啊。我不是武大，更不是施恩，我没资格。
那，叫他 武都头 ？
这个称呼，充满了体制内的味道。 武都头 ，多响亮，多有面子。这是他在阳谷县的“事业编”，是他凭借一身本事换来的社会地位。叫他 武都头 ，是对他官方身份的承认，是一种敬称。在那个阶段，他确实是在履行一个“都头”的职责，抓捕盗贼，维护治安，他甚至想通过官府的律法来为兄长申冤。这是他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尝试相信这个世界的规则。
可这个称呼，太短了。短得就像一场梦。随着他发现官官相护，律法不过是权贵们的玩物，那个“ 武都头 ”就死了。死在了他举起屠刀，手刃潘金莲和西门庆的那一刻。从那一刻起，他自己成了法，成了审判。所以现在再叫他“ 武都头 ”，总觉得有点讽刺。像是在提醒他，他曾经天真地相信过一个根本不值得相信的系统。这称呼，太正式，太疏远，也太……心酸。
或者，叫他 打虎英雄 ？
这似乎是最安全、最普遍的叫法。全天下的人都这么叫他。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成就了他一生的名号。这个标签，闪闪发光，充满了力量感和传奇色彩。它概括了 武松 最耀眼的战绩，也满足了我们对传统英雄的所有想象。
但，你仔细想想，这个称呼又是最肤浅的。它只看到了 武松 的“武”，却完全忽略了他的“松”。它只看到了他的神力，却看不到他的挣扎、他的痛苦、他的绝望。 武松 的一生，难道仅仅是一场打虎秀吗？他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大闹飞云浦、单臂擒方腊……哪一件的难度和凶险，不亚于打虎？把他永远定格在“ 打虎英雄 ”这个瞬间，对他而言，其实是一种扁平化的不公。他后来的所有血与泪，都被这个过于光辉的头衔给掩盖了。
最后，也是最让我不寒而栗的称呼—— 行者 。
当 武松 剃掉头发，穿上那身模仿头陀的行头，挂上那串人头骨做的念珠，他就彻底不再是之前的任何人了。他不再是 武二郎 ，不再是 武都头 ，甚至不再是那个简单的 打虎英雄 。他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复仇的幽灵。
“ 行者 ”这个身份，是他绝望之下的保护色，也是他内心杀戮欲望的释放许可证。你看他在十字坡，眼都不眨地就要把孙二娘夫妇当成包子馅儿；你看他在蜈蚣岭，手起刀落结果了那个恶道。这时候的 武松 ，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人间烟火气，只剩下凛冽的杀意。他的口头禅变成了：“我佛慈悲，也分善恶。我这双刀，专杀恶人。”听听，这是何等的霸气，又是何等的孤独。
叫他一声“ 行者 ”，仿佛能闻到那身衣服上干涸的血腥味，能看到他戒刀出鞘时闪过的寒光。这个称呼，代表了 武松 最强、最冷酷、也最破碎的一面。这才是他在梁山上的终极形态。我们敬畏他，我们害怕他，我们甚至怜悯他。称呼他为“ 行者 ”，是对他全部人生悲剧的最高概括。可是，这个称呼太沉重了，我每次在心里默念，都觉得压得喘不过气。
所以，你看，这多纠结。
每一个称呼，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 武松 人生中的一扇门。 武二郎 是温情的家门， 武都头 是虚幻的衙门， 打虎英雄 是荣耀的牌坊，而 行者 ，则是通往地狱的鬼门。
如果真有一天，能穿越时空，在一家小酒馆里碰到他。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面前一碗酒，一把刀。我该怎么走上前去？
我想，我可能什么都叫不出口。我会走过去，恭恭敬敬地，给他满上一碗酒，然后默默地退开。也许，对于 武松 这样的人，任何称呼都是多余的。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你只需看着他，感受他，就足够了。
非要选一个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在心里，轻轻地，叫他一声“ 武松 ”。就这两个字，不带任何前缀和后缀。因为“ 武松 ”这两个字本身，已经包含了所有的一切：他的勇武，他的坚韧，他的悲怆，他的不屈。他是那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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