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这事儿，我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不是什么宏大的词，而是我爷爷那双眼睛。一双看惯了枕木和铁轨的眼睛，浑浊，但你凑近了瞧，里面藏着光，是火车头灯那样的光，能穿透几十年的风沙。他很少主动说起当年修铁路的事，你问他，他也只是嘿嘿一笑，嘬一口旱烟，吐出的烟圈里，仿佛圈着一个个站台，一条条隧道。
但你要问， 以前修铁路人怎么称呼他 ？这问题可就打开了他的话匣子。那称呼，多得像铁轨上的碎石子，每个称呼背后，都黏着那个年代的汗和土。
最普遍，也最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大概就是“ 苦力 ”。
这词儿现在听着，扎耳朵。带着点轻蔑，好像就是一群只卖膀子力气，没脑子的傻大个。可在我爷爷他们那个年代，这就是个事实，一个不怎么体面，却无比真实的事实。那时候修铁路，哪有什么大型机械？靠的就是人，成千上万的人，用最原始的工具——铁镐、铁锹、抬杠，还有一双双磨得看不出纹路的手。他们就是用命在和山川河流死磕。我听老辈人讲过，那时候的工地上，喊的就是“喂！那边的苦力，把那根枕木抬过来！”没人觉得是侮辱，因为大家都是苦力，都在用最笨的力气，换最微薄的工钱，养活一大家子人。那不是一个职业，那是一种活法。
后来，情况稍微好点了，有了正经的编制，大家开始叫他们“ 铁路工人 ”，或者更具体一点，“ 道工 ”。
“道工”这个词，就透着那么一股子专业劲儿了。不再是单纯的卖力气，你得懂技术。怎么测量，怎么铺设，铁轨之间的缝隙留多宽，枕木底下道砟要怎么夯实，那都是学问。我爷爷就特别得意他“道工”的身份。他有个搪瓷缸子，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他喝水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地把这几个字对着外面。他说，当了道工，才觉得自己是个“匠人”，是国家的人。他们不再是流动的苦力，而是铁路上的一颗螺丝钉。这颗螺丝钉，有自己的岗位，有自己的骄傲。他们维护着一段路，就像农夫守着自己的田，每天敲敲打打，听铁轨的声音，就知道这条“龙”的筋骨是不是还硬朗。
在那些更艰苦卓绝的工程里，比如修成昆铁路，修鹰厦铁路，他们又有了更悲壮，也更豪迈的称呼——“ 开山劈路的 ”。
这不是一个正式的称呼，更像是一种民间赋予的、带着神话色彩的封号。你想想看，在那些“地无三尺平”的地方，悬崖峭壁，深涧急流，铁路要怎么过去？就是靠这些人，腰上缠根绳子，吊在半空中，一点点地凿，用炸药一点点地崩。他们就是当代的“愚公”，只不过他们要移的，是真正的太行、王屋。我爷爷没参与过那么险峻的工程，但他认识不少那样过来的人。他说那些人身上有股“杀气”，是跟大自然搏命搏出来的。他们的眼神，你看一眼就忘不掉。他们不怎么说话，但只要一开口，说的都是“那个山嘴，我们炸了三个月”，“那个桥墩，底下埋了我们一个排的兄弟”。听着吓人，可那就是他们的日常。他们就是 开山劈路的先锋 ，用血肉之躯，为钢铁巨龙开道。
再往后，到了特定的历史时期，还出现了一个非常响亮的称呼——“ 铁道兵 ”。
那是一支穿着军装的筑路大军。他们既是军人，也是工人。我见过一张老照片，一群穿着旧军装的年轻人，黝黑的脸上全是笑，背景是刚刚贯通的隧道。他们的笑，干净得像被雨水洗过的天空。铁道兵这个身份，赋予了修路这项工作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集体主义的浪漫。他们唱着军歌，喊着口号，把青春和热血，全部倾注在那冰冷的铁轨上。那时候不讲个人得失，讲的是“为祖国建设”、“为人民服务”。这种精神力量，是现在我们很难想象的。我爷爷说，跟铁道兵一起干活，心里特别踏实，也特别有劲。那是一股拧成一股绳的力量，没有什么能挡得住。
当然，除了这些比较“大”的称呼，还有很多五花八门、带着地方口音的叫法。比如有的地方叫“ 砸洋镐的 ”，形象得很，每天的工作就是抡起洋镐砸石头；有的叫“ 铁道上的老伙计 ”，透着一股子亲切和江湖气；还有的孩子们，会指着满身油污的他们，小声喊“ 火车人 ”。
每一个称”呼，都像一枚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一个时代的温度和质感。
从“ 苦力 ”的无奈与辛酸，到“ 道工 ”的职业认同；从“ 开山劈路的 ”的悲壮豪情，到“ 铁道兵 ”的奉献与忠诚。这些称呼的变迁，不仅仅是几个词语的更替，它背后是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也是无数个像我爷爷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一生的荣辱与梦想。
现在，我们有了高铁，有了更先进的技术，修铁路的人被称为“工程师”、“技术员”、“建设者”，这些词汇光鲜亮丽，充满了现代感。但每当我坐上飞驰的列车，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我总会想起我爷爷，想起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和他口中那些已经快要被人遗忘的称呼。
他们，才是中国铁路最初的基石。那些称呼，就是刻在基石上，永远也磨不掉的姓名。那一声声或卑微或响亮的称呼，比任何纪念碑上的文字，都更加沉重，更加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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