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一个标准的 闽南人奶奶 ,她 怎么称呼我 ,这事儿吧,简直能写成一部编年史。它不是一个固定的词,它是一个流动的、根据我当天是闯了祸还是考了第一名、是胖了两斤还是瘦了一圈而动态变化的……一个代号系统。
记忆里,最根深蒂固的 称呼 ,是“阿憨”(A-hân)。
对,你没听错,就是那个听起来有点像“憨包”的“憨”。外人听了,指不定以为我在家里多不受待见。可只有我们自己厝内(家里)的人才懂,这个“憨”,不是傻,是一种带着无限宠溺的嗔怪。我小时候走路总摔跤,平地都能左脚绊右脚,摔个嘴啃泥。每当这时, 奶奶 不会第一时间来扶我,她会叉着腰,站在那口老旧的“风狮爷”石敢当旁边,用那种糯糯的、带着点海风咸味的闽南腔调说:“你这个阿憨哦,路都不会走!” 嘴上骂着,手里的动作却比谁都快,马上就从她的围裙口袋里掏出红霉素软膏,一边给我涂药,一边继续念叨。那声“阿憨”,伴随着药膏清凉的触感和她粗糙却温暖的指尖,成了我童年里最安心的背景音。它意味着,闯祸了,但没事, 奶奶 在。

再长大一点,到了满地乱跑的年纪,我的 称呼 就进化成了“囡仔”(Gín-á)。
这不是我的专属,是所有孙辈的统称。但奇妙的是,你总能从她喊出的音调里,精准地分辨出她到底在叫谁。叫我堂哥的时候,声音是短促有力的,带着“快点过来帮忙”的指令性;叫我堂妹的时候,声音是柔和上扬的,像在哄一只撒娇的小猫。而轮到我,那个“囡仔”的尾音总是拖得特别长,还带着点拐弯的俏皮,仿佛在说:“那个最能吃的囡仔,快来,我给你留了炸醋肉!” 这个 称呼 ,就像一个坐标,瞬间把我从任何角落里定位出来,然后用一盘热气腾腾的美食,把我精准地召唤到她身边。在那个院子里,此起彼伏的“囡仔”声,和着炒菜的油烟味、拜拜的香火气,共同构成了我对“家”最原始的嗅觉和听觉记忆。
当然, 闽南人奶奶怎么称呼我 ,也离不开我的本名。但我的名字,从她嘴里出来,就完全是另一个版本了。我的名字里有个“宇”字,普通话里清清爽爽一个音,到了她那里,就变成了黏黏糊糊的“A-ú”。每次她这么叫我,我都觉得自己的名字仿佛被浸泡在了浓浓的麦芽糖里,甜得化不开。她很少连名带姓地叫我,一个“A-ú”,就够了。这个 称…呼 通常出现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带我 去 亲戚家串门,她会骄傲地跟三姑六婆介绍:“这是我孙子,A-ú。” 那个瞬间,我仿佛是她最得意的作品,被她郑重其事地展示给全世界。
而那个终极的、能瞬间融化我所有坚硬外壳的 称呼 ,是“心肝”(Sim-kuann)或者“心肝宝”(Sim-kuann-pó)。
这个词,她不会轻易说出口。它像藏在最深处的珍宝,只在特定的时刻才会被小心翼翼地捧出来。比如,我考上大学,要离开家去远方的时候。临走前那个晚上,她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反复地给我整理行李箱,把一包包她自己晒的龙眼干、一瓶瓶她腌的咸橄榄,死命地往缝隙里塞。最后,她拉着我的手,昏黄的灯光把她的皱纹照得那么深,她用几乎是气声的音量说:“我的心肝宝啊,出去要好好照顾自己。”
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心肝”这两个字在闽南语里的分量。它不是简单的“亲爱的”或者“宝贝”,它是“心脏和肝脏”,是一个人身体里最重要的脏器。她叫我“心肝”,是在说,你就是我的命。这种爱,是如此的质朴,如此的滚烫,甚至带着一点血肉相连的“痛感”。它不像诗歌,更像是一种原始的宣告。
如今,我离家千里,和 奶奶 只能通过视频电话联系。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洪亮了,但那些 称呼 没变。
我工作不顺,跟她诉苦,她在那头听着,最后慢悠悠地说一句:“阿憨,没事的啦,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
我给她寄了点东西,她收到了,会开心地像个孩子,对着屏幕喊:“我的A-ú最孝顺了!”
视频快挂断的时候,她总会凑近摄像头,努力地看清我的脸,然后满足地叹一口气,轻轻地说:“我的心肝宝,要早点睡啊。”
你看, 闽南人奶奶怎么称呼我 ?
她用“阿憨”包裹我的笨拙,用“囡仔”确认我的归属,用“A-ú”宣示她的骄傲,再用“心肝宝”托付她全部的牵挂。这些 称呼 ,就像一串密码,解锁了我们之间所有说不出口的爱意。它们比任何一句“我爱你”都来得更重,更真,更像那片养育了她的、鹹鹹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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