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说起来真有点绕。 爸爸的大舅舅 ，光是这个称谓，就得在脑子里转好几个弯儿。按最标准、最书面的说法，我爸管他叫大舅，那我就是他的甥外孙或者甥外孙女。所以，理论上，他老人家应该叫我“ 甥外孙 ”或者“ 甥外孙女 ”。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拗口？像从什么古装剧里蹦出来的词儿。
说真的，在我二十多年的人生里，我一次也没听他这么叫过我。一次也没有。
我的 舅姥爷 ——我们家乡那边，都习惯这么叫，亲切，顺口——是个快九十岁的老头了。他不住在城里，住在那个需要坐两个小时大巴，再换半小时三轮车才能到的老村子里。村口有棵巨大的、据说比所有人的爷爷年纪都大的槐树。他的院子，就在槐树斜对面，一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就能闻到一股混杂着泥土、干烟叶和阳光的味道。
他总是在那儿。坐在院子中央那张被岁月磨得油光锃亮的竹躺椅上，手里要么盘着两个核桃，要么就捏着那个黄铜的烟斗，眯着眼睛，看天，看云，看院子里那只永远在打盹的老猫。
所以， 爸爸的大舅舅到底怎么称呼我 ？
答案，比“ 甥外孙女 ”这个词，要复杂一百倍，也温暖一万倍。
第一次有清晰记忆的见面，我大概七八岁。我爸领着我，穿过晒着玉米和红辣椒的院子，走到他面前。我爸声音很大，几乎是喊：“大舅！看谁来了！我闺女！”
舅姥爷 缓缓地转过头，他那双眼睛有点浑浊了，像蒙了一层薄雾，但你又能感觉到，那层雾后面，藏着一辈子的精明和故事。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很久，久到我都有点发毛，手下意识地抓紧了我爸的衣角。
然后，他咧开嘴笑了，露出没剩几颗的牙。他没说话，只是从旁边那个小竹篮里，颤巍巍地摸出一块水果糖，递给我。那种最老式的，玻璃纸包着的，硬邦邦的糖。
我爸又喊：“大舅，你该叫她啥呀？”
舅姥爷 摆摆手，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叫啥……不就是你家的娃嘛……”
“你家的娃”。
这大概就是他对我最初的，也是最长久的 称呼 。不是一个标准化的 亲戚关系 代号，而是一个带着归属感的标记。在他的世界里，我首先不是某个遥远辈分上的“孙女”，而是我爸——那个他看着长大的外甥——生命的延续。我是“他家的”。这就够了。
后来我长大一点，十几岁了，再去见他。他眼神更不好了，记性也差了。我规规矩矩地站在他面前，大声喊：“舅姥爷！”
他会“嗯”一声，然后继续打量我，眉头紧锁，仿佛在检索他那庞大又有些混乱的记忆数据库。半晌，他会突然指着我，对他身边的人说：“这……这是……建军家的吧？”
建军，是我爸的小名。一个只有在老家，在这些老一辈亲人嘴里，才会被唤起的名字。
所以，他给我的 称呼 ，又变成了“建军家的”。这个称呼，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时间的门。把我从一个独立的、现代的个体，直接拽回了那个庞大、盘根错节的 家族 谱系里。我不再仅仅是我自己，我是我父亲的女儿，是这个家族血脉里新长出来的一根枝丫。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工作了，回去的次数更少。每次回去，他好像都比上一次更老一些，身形也更小了一些。有时候，他甚至会对着我，叫出我爸的名字，或者我某个表哥的名字。我们谁也不纠正他。大家只是笑呵呵地应着。
有一次，我给他带了些城里买的软和的点心。他吃了一口，咂咂嘴，看着我，突然说：“丫头，挺好。”
“丫头”。
一个如此普通，如此不精确的词。可从他嘴里说出来，那一刻，我差点掉眼le。因为我知道，在他的认知里，这已经是最高级别的亲昵和认可了。他彻底放弃了去理清那些复杂的 辈分 ，放弃了去搜寻那个正确的称谓。他只是看到了一个晚辈，一个 家族 的后代，一个让他觉得亲近的年轻生命。于是，他用了这个最朴素的词。
所以你看， 爸爸的大舅舅怎么称呼我 ？
他叫我“你家的娃”，那是确认我的归属。他叫我“建军家的”，那是追溯我的来源。他叫我“丫头”，那是超越了所有 称呼 的，最直接的疼爱。
在这个凡事都追求精准、高效、标准化的时代，我们习惯了用一个个标签去定义人和关系。他是我的老板，她是我同事，这是我客户。可是在 舅姥爷 那里，这一切都不重要。那个写在族谱上、冷冰冰的“ 甥外孙女 ”，远不如一个带着体温的、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 称呼 来得真切。
那个称呼里，有他看着我父亲长大的记忆，有他对血脉延续的欣慰，有他对一个弄不清名字的晚辈最本能的善意和慈爱。这是一种老派的、东方式的含蓄情感。它不追求口头上的精确，它追求的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照不宣的联结。
如今，他已经很少能清晰地叫出谁的名字了。他只是坐在那里，像一尊安静的雕塑，融进了老院子的日光里。但每次我回去，他依然会看着我，然后慢慢地，慢慢地，露出一个笑容。
我知道，他认得我。不是通过名字，也不是通过那个拗口的“ 甥外孙女 ”，而是通过我身上流淌的，和他同源的血。
这，或许就是最终的 称呼 。一种无声的，却比任何语言都更响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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