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格尔木见过一位老人。太阳毒得像要把柏油路烤化，他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大衣，坐在路边的小马扎上，背挺得笔直，眼神直勾勾地望着昆仑山的方向。那眼神，怎么说呢，像鹰，又像一块被风蚀了千年的石头。我想上去递根烟，聊两句，可话到嘴边，卡住了——我该怎么称呼您？
叫“大爷”？太轻飘了，抹平了他身上那股子被高原的风雪浸透了的硬朗。叫“师傅”？不对味儿，他不是工匠，他是战士。叫“老兵”？没错，他是老兵，但 青藏线的老兵 ，这个称呼后面，缀着的是唐古拉山口的狂风，是望不到头的冻土，是零下四十度的寂静，是牺牲战友的名字。一个简单的“老兵”，装得下这么多东西吗？
我站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敢过去。这个问题，后来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对他们而言，一个称呼，远不如一个理解的眼神来得重要。
在那个激情燃烧又无比艰苦的年代，他们互相之间，最常叫的是 “同志” ，或者更亲切的 “战友” 。这两个词，现在听起来有点遥远，甚至有点“土”，但在当时，那意味着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信任，意味着在风雪里分同一个冻土豆的交情。一个“同志”，喊出来，就是一种身份认同，我们是一群有着同样信念、要在这片生命禁区里“叫河水让路，叫高山低头”的犟种。
当地的藏族同胞，尤其是当年见过他们修路的孩子，如今也已白发苍苍，他们见了这些老兵，会双手合十，用不太标准的汉语喊一声 “解放军阿爸” 。这个“阿爸”，不是血缘，是感恩。是感谢他们带来了路，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在高原上能活下去的物资和医疗。这一声“阿爸”，比任何军功章都重。
而他们自己呢？他们有时候会带着一种粗粝的自嘲，说自己是 “铁道兵” ，是 “青藏线上的铁疙瘩” 。你听听，“铁疙瘩”，又硬又沉，扔在荒原上，风吹不动，雪埋不掉，就那么倔强地杵在那儿。这里面有苦，但更多的是一种顶天立地的自豪。他们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那是把共和国的钢铁脊梁，一寸一寸铺到拉萨的壮举。他们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一个“铁疙瘩”，就说尽了所有的坚韧和奉献。
我曾经在一家小小的面馆里，听一位当年的汽车兵讲故事。他已经七十多了，手指关节粗大变形，那是常年握着冰冷的方向盘落下的病根。他说，他们那时候开车，最怕的不是路险，是寂寞和高反。开着开着，眼前的路就变成了两条，脑子里像灌了铅。他说，有一次他的车坏在五道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就抱着方向盘，对着昆仑山唱《东方红》，唱到嗓子哑了，眼泪和着鼻涕一起冻在脸上。
我问他：“那会儿，别人都怎么叫你们？”
他嘿嘿一笑，露出发黄的牙，说：“叫我们 ‘高原上的骆驼’ 。能忍，能熬，能把东西运到地方。”
你看， “高原上的骆驼” 。多么生动，又多么心酸。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 青藏线的老兵怎么称呼？
我觉得，最好的称呼，是行动。
是当你坐上那趟开往拉萨的火车，在温暖舒适的车厢里，透过明亮的玻璃窗，看到窗外那苍茫、壮丽又荒凉的景色时，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是当你在某个纪念馆里，看到那些模糊的黑白照片，看到那些年轻的脸庞和他们手里简陋的工具时，停下脚步，认真地读一读旁边的说明。他们的名字，不该被遗忘。
是当你有幸遇到这样一位老人，给他递上一支烟，或者一杯热茶，别急着问他是什么军衔，立过什么功。你就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他说。听他说说当年的风，当年的雪，说说那个叫张三的战友是怎么在高反中睡过去再也没醒来，说说第一列火车通车时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是怎么抱在一起哭得像个孩子。
他们的故事，就是他们最好的名片。每一个故事，都是一座 活着的纪念碑 。
所以，别再纠结于那个唯一的、正确的称呼了。
你可以叫他一声 “老班长” ，带着军人之间的那种天然的亲近和敬意。
你可以叫他一声 “老英雄” ，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配得上这个词。
或者，你就像我一样，在心里，把他们称为 “天路的基石” 。他们不是那条路上最耀眼的风景，但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条路的一切。他们沉默，坚实，承载着所有人的梦想和远方。
下一次，如果你在青藏线上，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这样一位老人，请你走上前，看着他的眼睛，真诚地、发自内心地，轻轻说一句：“老人家，谢谢你们。”
我想，这比任何称呼，都更能温暖他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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