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说起来真有点拧巴。
就是那个电话打过去，嘟嘟几声，那边接起来，一声粗粝的“喂”，是我爸。我脱口而出：“喂，爸……”就这两个字，说出来，我自己都愣了一下。挂了电话，心里头就跟打翻了五味瓶似的，不是滋味。我什么时候开始叫他“爸”了？我不是一直喊“俺爹”的吗？
我们这些从土里刨食的村里娃，一脚油门踩进城里，成了所谓的“外迁户”，最先变化的，往往就是这声称呼。 村里外迁户怎么称呼父母 ，这根本不是个选择题，更像是一道生活硬塞给你的填空题，答案早就写好了，就等你抄上去。
在村里那会儿，谁家孩子要是张口闭口“爸爸妈妈”，那指定得被背后戳脊梁骨。“洋气啥呀，装！”“舌头捋不直了是吧？”左邻右舍，大槐树底下乘凉的爷爷奶奶们，他们的字典里，父亲就是“爹”，是“大”，是“老汉儿”；母亲就是“娘”，是“妈”，是“俺那口子”。一声“ 爹娘 ”，喊出来带着泥土的芬芳，带着麦秸的韧劲，是粗糙的，也是滚烫的。我喊“俺爹”，我弟也喊“俺爹”，整个村的小子们，都这么喊，扯着嗓子，从村东头能喊到村西头，理直气壮，掷地有声。
可一到了城里，这声“爹”就有点烫嘴了。
你试试，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同事们都在轻声细语地聊着“我爸给我买了什么”“我妈又催我结婚了”，你冷不丁来一句“俺爹让我回家收麦子”，那气氛，瞬间就能凝固。不是人家歧视你，真的，是那种格格不入的气场，像一件湿透了的棉袄，沉甸甸地裹着你，让你自己都觉得尴尬。你开始下意识地纠正自己，像学外语一样，把那个盘踞在舌根几十年的音，硬生生掰成一个更“标准”、更“文明”的“ 爸妈 ”。
第一次改口，是在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老师教儿歌，“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孩子回家就奶声奶气地问：“你为什么不叫奶奶‘妈妈’，要叫‘娘’啊？”我咋解释？我能跟一个三岁的娃娃讲清楚这背后的地域文化、城乡差异和身份认同吗？我讲不清楚。于是，为了不让孩子困惑，也为了让他更好地融入他的小世界，我开始妥协。当着孩子的面，我努力地、甚至有点做作地喊：“妈，吃饭了。”
我妈倒是没说啥，就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惊讶，又有点说不出的东西。那感觉，就像你常年喝惯了自家井里的水，突然有一天，儿子给你递过来一瓶贴着漂亮标签的矿泉水，水还是那个水，但味儿，好像就是不一样了。
一个称呼，像一枚小小的年轮，刻着我们离家的距离。
叫“ 爹娘 ”的时候，我们是他们身边撒欢的野孩子，是伸手要钱、闯祸了等他们收拾烂摊子的“讨债鬼”。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距离，或者说，那种亲密是理所当然的，是浸在骨子里的。吵架可以摔门，吃饭可以狼吞虎咽，不用讲究那么多虚头巴脑的礼貌。
可是一声“ 爸妈 ”出口，好像无形中就拉开了一道帘子。这两个字，更客气，更书面，也……更疏远。它意味着我们长大了，独立了，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圈子，我们和父母之间，开始有了边界感。我们报喜不报忧，打电话的开场白从“娘，我饿了”变成了“爸，你身体还好吧？”，谈话内容也从鸡毛蒜皮的日常，变成了关于健康、保险和孙子辈教育的“宏大叙事”。
这声称呼的转变，背后是我们身份的巨大割裂。在城市，我们是穿着西装、喝着咖啡的白领、工程师、小老板，是别人眼中的“新市民”。可是一到节假日，挤上那趟慢悠悠开往家乡的绿皮火车，或者在高速上堵上十几个小时，推开老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闻到厨房里飘出的饭菜香，那声埋在心底的“ 爹 ”、“ 娘 ”，就差点脱口而出。
这时候的我们，才是最矛盾的。在老家亲戚面前，为了显示自己“混得不错”，我们可能会刻意地叫着“爸妈”，仿佛这样就能证明自己已经彻底融入了城市。可夜深人静，和父母坐在炕头聊天，聊起小时候掏鸟窝、下河摸鱼的糗事，那声最熟悉、最亲切的“爹”，又会自然而然地滑出喉咙。
村里外迁户怎么称呼父母 ？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种在城乡夹缝中生存的我们，不断寻找平衡点的挣扎。有时候是“爸妈”，有时候是“爹娘”，有时候干脆就是一声“喂”。
我一个发小，在北京混得风生水起，他说他现在只有喝多了才会给他爸打电话，电话一通，就哭着喊“爹啊，我想你了”。清醒的时候，他永远是那个彬彬有礼、叫着“爸爸”的儿子。他说，那声“爹”，是他心里最后一块自留地，藏着他所有的软弱和 乡愁 。
我想，我也是。
那声“爸”，是说给这个世界听的，是我的社会面具，代表着我的成长、我的融入、我的“体面”。
而那声藏起来没敢喊出口的“爹”，是说给我自己听的，是我的根，代表着我的来处、我的记忆、我永远无法割舍的土地。
或许，父母根本不在意我们怎么称呼他们。他们在意的，只是我们是否还记得回家的路，只是电话那头我们的声音听起来是否疲惫。称呼变了，但血脉里流淌的东西没变。只是我们这些在外面漂泊的人，心里总有点过不去的坎儿，觉得那声“爹娘”的改口，像是一种背叛，背叛了生养我们的那片土地，和那段回不去的旧时光。
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代外迁户，独有的矫情和 身份认同 的迷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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