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过年回家，第一句冲着我妈喊的是什么？“妈，我回来了！”就这么简单。是不是有点失望？觉得不够“武汉”？别急，这只是个开场白。在武汉，称呼父母这件事，就像一锅煨了半宿的排骨藕汤，表面看着清清淡淡，底下的味道和讲究，全在骨头里，得慢慢品，细细咂摸。
平时在屋里，最常见的就是 爸妈 。干脆利落，一个字，透着武汉人特有的那种爽快劲儿。我饿了，就冲厨房喊一声“妈，有冇得吃的？”；我爸在看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我可能会吼一嗓子“爸！声音小一点唦！” 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日常，不带任何表演成分，是生活本身的样子。它不温柔，甚至有点冲，但里面全是自己人的那种不设防。
可你要是以为这就完了，那你可把我们武汉人想得太简单了。
我们还有一套“江湖黑话”，专门用来跟外人或者同辈朋友“介绍”自己的父母。这时候， 老头 、 老娘 就粉墨登场了。你听听，这两个词，是不是自带一种江湖气？“我屋里那个 老头 ，昨天又在屋里琢磨他的那些花鸟鱼虫。” “我们家 老娘 咧，搓麻将的手气，那叫一个黑！”
外地朋友第一次听到，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以为我们在跟爹妈闹别扭，骂人呢。天大的冤枉！在武汉的语境里，“老头”和“老娘”，那是一种带着点“嫌弃”的亲昵，一种不耐烦里的爱。这里面有种微妙的心理，仿佛在通过这种略带粗粝的称呼，拉近和朋友的距离，同时又在炫耀：“你看，我跟我爹妈关系好到可以这么‘没大没小’。” 这是一种独特的武汉式凡尔赛，藏在大大咧咧的表象之下，内核是稳固得不能再稳固的家庭关系。你绝对、绝对不会当着我爸的面，喊他“老头”，那不叫亲昵，那叫“欠揍”。这个分寸感，是刻在每个武汉伢DNA里的。
好了，重头戏来了。前面说的，都是日常。一到过年，尤其是大年初一的早上，那个气氛，立马就变了。
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子庄严的味道。我们这些做小辈的，不管长到多大，三十岁还是四十岁，都得老老实实地站成一排。这时候，你再喊“爸”、“妈”？不合适了，太轻了，压不住场子。
你得恭恭敬敬，甚至是带着一点点仪式感，走到他们面前，弯下腰，或者干脆跪下磕个头，然后，用一种近乎于咏叹的调子，喊出那两个一年只用一次的称呼： “老亲爷！” “老亲娘！”
当这两个称呼从嘴里蹦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它不再是简单的称呼，它是一份传承，一种契约。这两个词，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它意味着，在这一刻，你承认他们作为家族大家长的绝对权威，你感谢他们一年的养育和辛劳。而他们呢，也就正式“笑纳”了你这份敬意。然后，一个厚厚的红包，就塞到了你的手里。
我到现在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被我爸逼着这么喊。我扭捏得不行，觉得“老亲娘”这三个字土得掉渣，怎么也喊不出口。我爸眼睛一瞪：“不喊就莫想拿红包！” 我这才憋红了脸，蚊子哼哼一样喊了一声。我妈当时那个笑啊，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嘴上说着“个板马，这么大个伢还害羞”，手里的红包却塞得比谁都快。
那一刻我才明白， 老亲爷 和 老亲娘 这两个称呼，是过年这个特殊场域里的“钥匙”。它打开的，不仅仅是红包，更是一种血脉里的情感确认。它像一个开关，按下去，平日里再怎么没大没小、称兄道弟的父子母女关系，瞬间就回归到了最传统、最重规矩的模式。这是属于武汉人的，心照不宣的仪式感。
这声称呼里，有对长辈的敬畏，有对传统的遵循，还有一种很朴素的家庭观念：无论你在外面是张总还是李总，回到这个屋里，你就是儿子，是姑娘，就得守这里的规矩。
所以你看，从最日常的“爸、妈”，到跟朋友开玩笑的“老头、老娘”，再到过年时分最郑重其事的“老亲爷、老亲娘”，这里面有一条清晰的情感光谱。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场景、对象、心情的变化而灵活切换。
这种切换自如，恰恰就是武汉人性格的写照。我们可以在菜市场为了一毛钱跟人扯半天皮，也可以在朋友有难的时候两肋插刀；我们可以嘴巴上把父母说得一无是处，但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的好。我们的情感表达，从来都不是那种温情脉脉、细语呢喃的风格。它更像码头上的号子，粗犷、直接，充满了力量感，但每一个音符里，都饱含着最真挚、最滚烫的情感。
如今，很多年轻一辈的武汉伢，可能已经不太习惯在过年时磕头了，甚至连“老亲爷、老亲娘”这声称呼，也渐渐变得有些生疏。但这个传统，就像沉在东湖底的石头，它一直都在。或许形式变了，但那份对父母的敬与爱，那份藏在大大咧咧外表下的细腻情感，从来没变过。
下一次，如果你在武汉过年，听到一个年轻人恭恭敬敬地喊出一声“老亲娘”，别觉得奇怪。你听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称呼，那是武汉这座城市，关于家庭、关于传统、关于爱，最深沉、最动听的回响。这一声称呼，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接近我们武汉人那颗滚烫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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