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 香港回归前怎么称呼总统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答案很简单，又很复杂。
字面上的答案，小学生都知道：就叫“总统”啊。还能叫什么？难道叫“大统领”？开玩笑。但这个答案，就像一张没晒干的相片，模糊，没细节，更没灵魂。你要是真想知道那个年代的香港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嘴上是怎么说的，那故事可就长了。
说真的，在九七之前，“总统”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是飘在天上的。它很具体，具体到就是指 美國總統 。你得想象一下，我们那时候打开电视，无论是TVB还是ATV，新闻里报导国际大事，主播字正腔圆地念出“美國總統”列根、或者老布殊、再到后来的克林顿，那个词就像是从一个很远很远，隔着太平洋吹来的风，你知道它存在，但你感觉不到它的温度。
“总统”这个身份，跟我们的生活，隔着一万个次元。它存在于《空军一号》那样的好莱坞大片里，存在于国际新闻那短短几分钟的画面里。他是一个符号，一个代表着“最强国家”的男人。但也就这样了。他不会影响我们的电费，不会决定我们第二天是挂八号风球还是三号，更不会出现在我们课本的封面。
那谁会呢？
是 港督 。
这个词，才是当时香港最有分量的、带着权力温度的称呼。从麦理浩到卫奕信，再到末代港督彭定康，他的照片，挂在所有政府部门、学校礼堂最显眼的位置。他的名字，印在官方文件上。我们用的硬币上，是英女王的头像，我们叫她 事頭婆 （老板娘），带着一种街坊式的、又敬又畏的亲切。总督府的动静，才是本地新闻的头条。 港督 说什么，做什么，才是真正和我们柴米油盐、喜怒哀乐挂钩的。
所以你看，我们的权力坐标系里，最高点是伦敦白金汉宫里的女王，在香港的实体代表，是那位住在半山官邸的 港督 。至于“总统”？那是另一个平行宇宙的权力核心。我们谈论 美國總統 ，就像今天的人们谈论硅谷的科技大佬，或者欧洲的某个王室八卦，是一种遥远的、奇观式的注视。
还有一个词，更加微妙，更加重要。那就是“ 主席 ”。
在九七之前，当我们提到“中国领导人”时，脑子里跳出来的词，几乎都是“ 主席 ”。邓小平是军委主席，江泽民是国家主席。这个“ 主席 ”，和“总统”之间，在当时的香港语境里，有一道看不见但极其深刻的鸿沟。
“总统”是舶来品，是西式民主制度的产物，带着选举、议会、权力制衡的联想。而“ 主席 ”，这个词带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记忆和政治色彩。它让我们想到的是人民大会堂，是天安门城楼，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和话语体系。
所以，在回归前，香港人的世界里，权力称谓是三足鼎立的：我们自己的管理者，叫 港督 ；最强大的“外国”元首，叫 總統 ；而我们未来的宗主国领导人，叫 主席 。这三个词，泾渭分明，各自占据着不同的心理位置，也清晰地勾勒出了那个时代香港独特的、夹缝中的身份认同。
你问我 香港回归前怎么称呼总统 ，我必须告诉你这个背景，否则你无法理解那个词的“轻”。它很轻，因为它不属于我们。它也很重，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我们向往又陌生的强大。
一切的转折点，是1997年。
一夜之间， 港督 这个词，走进了历史博物馆。彭定康带着他的家人和米字旗，登上了不列颠尼亚号。取而代之的，是“行政长官”，我们叫“特首”。
而更深层次的变化，是“总统”这个词的坐标，开始发生剧烈的偏移。
一开始很不习惯。当新闻里开始用“国家主席、江泽民总统”这种并列的称呼时，很多人脑子都要“卡一下壳”。“总统”？这个词不是用来形容美国人的吗？怎么…怎么安到我们自己国家领导人头上了？
这个小小的称呼变化，背后是整个世界观的重塑。那个曾经飘在太平洋上空的词，一下子落了地，而且就落在深圳河对岸。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属于“他者”的符号。它开始和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一国两制”的未来，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以前我们看美国大选，像是看一出精彩的真人秀。现在，我们开始研究人民代表大会的议程。以前我们关心 港督 的施政报告，现在我们学习中央的五年规划。那个曾经轻飘飘的“总统”，忽然有了沉甸甸的分量。它的意义，不再是好莱坞电影里的英雄，而是直接关系到香港前途命运的、最高权力的执掌者。
所以，回到你最初的问题。 香港回归前怎么称呼总统 ？我们叫他“总统”。但那时的“总统”二字，读出来是冰冷的、客观的、带着隔岸观火的距离感。今天我们再提“总统”，很多时候指的也是别国元首，但当它和“国家主席”并列出现时，那种感觉……五味杂陈，复杂得多。
一个词语的生命，就这样被时代的大潮彻底改变了。它从一个单纯的外来词汇，变成了一个牵动无数人神经、充满复杂情感和身份认同纠葛的词。这里面，有我们这一代香港人，最真实的记忆和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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