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案头孤灯如豆。我，一个对历史痴迷的“老学究”，正对着一本泛黄的故纸堆发呆，脑子里来来回回，就盘旋着那么一个古怪又引人深思的问题：如果时光倒流，真要大清的朝廷，白纸黑字地给那位远在大洋彼岸、被唤作“总统”的美国最高掌权者写一封正式国书，究竟该怎么下笔？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翻译个词儿的事儿，这背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观念，以及一场注定会产生激烈思想碰撞的外交难题。
你瞧，咱们现在说起“总统”，自然而然就懂，就是共和国的元首嘛，和“国王”、“皇帝”一样，都是一国之主。可那是今时今日的眼光。回到大清，尤其是乾嘉之后、西风初劲的那段日子，这“总统”二字，简直就是个凭空砸下来的怪胎。它没有根基，没有历史，更没有能直接对接的中华文化语境。
彼时的大清，还沉浸在自己“天朝上国”的宏大叙事里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陛下，那可是真龙天子，奉天承运，统治着整个“天下”。至于那些海外番邦，无论是进贡称臣的朝鲜、琉球，还是那些远道而来、前来“互通有无”的西洋商人，他们的君主，在大清的官方语境里，最多也就是个“国王”，甚至有些小部落的首领，直接就唤作“头目”或者“夷酋”了。这“国王”的称谓，可不是平起平坐的，它天然带着一种附属、一种次等的意味，是要向大清皇帝称臣纳贡的。想想当年英国的马戛尔尼勋爵来华，为了一个“跪不跪”的问题，双方几乎闹翻了天，这折射出的，就是大清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和“天下观”。
那么，这个既没有“王冠”，也没有“龙袍”的“美国总统”，又算个什么东西呢？他既不是世袭的，也不是天命所归，居然还是“民选”出来的，这在当时的清朝官员听来，简直匪夷所思，甚至有点滑天下之大稽的意味。选举？谁选？一群泥腿子老百姓推举出来的一个头领，也能自称一国之主？这不是 悖逆纲常 、 有伤体制 吗？所以，你想，要让那些饱读诗书、满脑子孔孟之道和《大清会典》的清朝官员，心甘情愿地用一个“平等”的、甚至接近“皇帝”的称谓去称呼他，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我常常在想，如果真有一封来自美国的正式国书，署名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某某”，递到了总理衙门，那些老大人会如何应对？翻译官们怕是要挠破头皮。最开始，恐怕会直接音译，比如“泼赖斯登”之类的，然后后面加上个“酋长”或者“头人”的后缀，以示其“蛮夷”的地位。毕竟，这“夷人”的国王尚且不能与天朝皇帝比肩，一个“选”出来的“总统”，又怎能僭越？又或者，为了行文上的“雅致”，会套用一些现有的称谓，比如“美利坚国主”？但这“主”字，仍旧无法完全表达“总统”的含义，而且，仍旧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意味，毕竟在清朝的语境里，“主”常常是君主对自己国土或臣民的称谓，而非对等国君主的尊称。
再想想，当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后续的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里，美国特使顾盛和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之间，信函往来是如何措辞的？这些条约文本往往是 外交辞令 最严谨的地方。我查阅过相关资料，在这些早期条约文本中，清朝官员在提及美国时，多用“大合众国”或“合众国”这样的国号，而对于美国总统，初期很少直接、明确地以一个固定尊称出现。更多时候，是借由其派遣的“钦差大臣”来代表国家意志，即便是美国总统的信函，也会被视为通过其使节递呈。即便有提及，也极可能会在翻译和转述中，被 有意无意地“降格”处理 ，比如称之为“该国主事”、“该国执政”或者“美利坚国之首领”等等。这些词汇，无一不透露出清朝对美国体制的陌生和不理解，以及在潜意识里对其地位的“贬抑”。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学东渐，越来越多的西方概念涌入中国。那些开明的官员，比如郭嵩焘、李鸿章、曾国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的接触，逐渐了解到这些新词汇背后的政治结构。他们或许会更倾向于使用一些相对中立的词汇，比如 “总统” 这个词，本身就是对英文“President”的音译兼意译。 “总” 有总领、统摄之意， “统” 有统辖、治理之意，组合起来，倒也颇为精妙地勾勒出了总统的职能。但这个词的接受和普遍使用，是需要一个漫长过程的，而且在清朝末期，即便使用了，在一些保守派看来，它仍旧可能带着一丝“洋味儿”，不如“国王”或“君主”那样“正统”。
所以，如果让我这个“老学究”来模拟一下，大清朝廷在面对“美国总统”这个称谓时，最有可能经历几个阶段：
- 初期阶段（乾隆末至道光初） :极度困惑， 带有偏见 。可能称其为“美利坚国酋长”、“美利坚番首”，或者在不得不提时，用“该国执政”等模糊称谓，以避免抬高其地位。
- 中期阶段（鸦片战争后至洋务运动时期） :在被迫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后，对西方体制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仍旧 难以平等视之 。或许会用“美利坚合众国国主”，或者直接音译加后缀，如“美国伯理玺天德”（这是“President”的早期音译，听起来有点拗口，但确有记载），但这种称谓绝不可能用于正式国书的平等交流。在给皇帝的奏折里，则会加上“该夷”等字眼。
- 晚期阶段（甲午战争后至清末） :随着中国被动融入世界体系，对国际外交规则有了更深的认识， “总统” 这个词的音译兼意译，逐渐被接受。但即便如此，在一些极端保守的朝臣眼中，它依然带着一丝“非我族类”的 异质性 。彼时，清朝自己的称谓体系已经开始瓦解，自身难保，也就顾不上再纠结这些了。
这不仅仅是遣词造句的艺术，更是国家尊严、文化自信乃至 国运沉浮 的体现。从最初的蔑视、不屑，到后来的勉强接受，再到最终的习以为常，这“称呼”的变化， 折射出的是大清帝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自大走向自省的艰难历程。 每一个字眼背后，都藏着清朝廷的无奈、挣扎，以及对一个新世界秩序的缓慢认知。他们并非不想理解，而是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决定了他们无法轻易地将一个“民选”的“总统”与他们至高无上的“皇帝”置于同一等级。那份迟迟不肯放下的天朝架子，那份骨子里的傲慢与偏见，最终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大清怎么称呼美国总统？这问题的答案，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而是一段 血泪交织、步履维艰 的近代外交史。它提醒我们， 文化理解与尊重 ，才是跨越时代与文明鸿沟的桥梁。可惜，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才刚刚开始学习这门课，而且，学得是那么的痛苦。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