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公”？听着多客气。可这俩字儿，在宋朝人嘴里，对上金国那帮人，味道可就全变了。这事儿吧，你不能一概而论，得分时候，分场合，更得分是谁在说。
咱们先说那层最虚伪的皮——官方文书。
两国还没彻底撕破脸皮，或者说，南宋被揍趴下，不得不俯首称臣的时候，那公文往来，可真是“彬彬有C”。金国的皇帝，宋朝得捏着鼻子叫“大金皇帝”；金国派来的使者，哪怕是个小角色，也得毕恭毕敬地称呼其官职，什么“元帅”、“尚书”，后面还得缀个“大人”。至于那些正儿八经的 金国公 、亲王，比如那个大名鼎鼎的完颜宗弼（也就是兀术），在正式的外交辞令里，你得叫他“都元帅越国王”，一个字都不能错。
这是规矩，是弱者的生存之道。那是一种被摁在地上摩擦后，还得挤出笑脸，拱手喊一声“上国天使”的憋屈，每一个字都浸透了不情不愿，藏着刀子。你以为写这些奏章的宋朝大臣心里没点数？他们比谁都清楚，纸上的礼貌，不过是给摇摇欲坠的半壁江山，争取多一口喘息的时间罢了。纯属场面话。
然后， 靖康之耻 来了。
这四个字，像一道天雷，把所有虚伪的客套都劈得粉碎。两个皇帝被像牵羊一样掳走，宗庙社稷毁于一旦，汴京城血流成河。从这一刻起，所谓的“国公”也好，“皇帝”也罢，在绝大多数宋朝人，尤其是中原百姓和南渡军民的语境里，彻底被扫进了垃圾堆。
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字： 金虏 。
“虏”，这个词太狠了。它不仅仅是“敌人”的意思，它带着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鄙夷，一种将对方非人化的决绝。它意味着野蛮、未开化、是文明的对立面。岳飞在他的《满江红》里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里的“胡虏”，指的就是女真人。你看，连吃肉喝血这种话都说出来了，你还能指望他们客客气气地喊一声“国公大人”吗？
做梦。
从皇帝到士大夫，再到贩夫走卒，这个称呼迅速统一了战线。官方文书里可能还会遮遮掩掩，但在私下里，在那些充满激愤的奏疏里，在文人墨客的诗词里，“金虏”、“北虏”、“索虏”，简直成了标配。辛弃疾的词里，“追亡逐北，笑谈渴饮，匈奴血”，跟岳飞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陆游更是，梦里都是“铁马冰河入梦来”，要去“轮台万里觅封侯”，他要觅的那个“侯”，不就是靠砍金人的脑袋换来的吗？
除了“虏”，还有一个更具侮辱性的词： 犬羊 。
这个词，把对方直接开除“人籍”，贬低为畜生。在当时的宋人看来，女真人烧杀抢掠，不讲信义，其行径与禽兽无异。所以，用“犬羊”来形容他们，既是发泄心中滔天的恨意，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我们是跟一群畜生在战斗，我们是文明的守护者。这种精神胜利法，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是很多人赖以支撑下去的信念。
你想象一下，临安的某个茶馆里，说书先生一拍惊堂木，讲到“八字军”大战金兀术，他会怎么说？他绝不会说“金国越国王完颜宗弼元帅率领大军南下”，他只会唾沫横飞地喊：“那 金兀术 这厮，领着一群犬羊之辈，杀奔而来！”台下的听众，无论是读书人还是扛包的苦力，都会攥紧拳头，咬牙切齿地应和。
“金兀术”这个称呼本身就很有意思。他本名完颜宗弼，兀术是他的女真名。宋人偏偏就爱叫他“金兀术”，听着就像个粗鄙的化名，毫无“国公”的尊贵感，反而透着一股子“贼酋”的味道。
所以你看， 宋朝人怎么称呼金国公 ，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这是一部血泪交织的民族情绪变迁史。
和平时期（或者说屈辱的和平时期），是“国公”、“王爷”，是言不由衷的官方辞令。
战争时期，是“金虏”、“犬羊”，是发自肺腑的仇恨呐喊。
而在民间，在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里，他们就是“金狗”、“鞑子”，是具体到某个人的“金兀术”，是模糊成一团的“北边来的那些畜生”。
这就像你邻居，昨天还跟你称兄道弟，今天就把你家砸了，把你爹妈绑走了，你还会管他叫“王总”“李经理”吗？不，你只会想尽一切恶毒的词汇，把他钉在耻辱柱上，让他遗臭万年。
宋朝人就是这么干的。他们把仇恨、恐惧、不甘，全都浓缩在了这些称呼里。每一个字眼，都是一道深深的伤疤，时刻提醒着自己，国仇家恨，没齿难忘。
所以，别再问“宋朝人怎么称呼金国公”这么“客气”的问题了。你应该问，在那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宋朝人的唾沫和笔墨，是如何将金国的王公贵族，从“人”变成“虏”，再从“虏”变成“畜生”的。
称呼，从来不只是一个代号。它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一个时代的伤痕、尊严与挣扎。它更是刻刀，把仇恨与记忆，深深地刻进了民族的骨髓里。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