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从不说“外公外婆”这四个字。
真的，不是矫情。就是感觉很别扭，嘴巴里滚出来，像含着一块陌生的、棱角分明的石头，硌得慌。它标准，正确，写在教科书里，印在亲属关系图上，但它……不是我的。它没有温度，没有气味，更没有我摇摇晃晃的童年。
在我们那片江南水乡，水汽氤氲的地方，外公外婆的称呼，是软糯的，是带着水乡独有潮气的。我们喊 阿公 （Ā gōng），喊 阿婆 （Ā pó）。
阿公 ，这两个字一念出来，舌尖轻轻抵住上颚，然后温和地滑开，像极了阿公本人。他总是坐在院子里的那把老旧的竹躺椅上，吱呀作响，手里摇着一把磨得光滑的蒲扇。他话不多，但眼神里总有光。喊一声“阿公”，他会缓缓地转过头，从他那个宝贝铁皮罐里，摸出一颗硬糖，或者一小块酥糖，颤颤巍巍地递过来。那个“公”字，在我们方言里，尾音是收敛的，短促而温厚，像他拍在我背上的手掌，沉稳，让人安心。
普通话里的“外公”，那个“外”字，对我来说，像一道无形的墙，客气又疏离，时刻提醒你，这是母亲那边的亲属，是需要“区别对待”的。可是在我的世界里， 阿公 ，就是 阿公 ，不分内外。他是那个会在夏天傍晚带我去河边看渔船撒网的人，是那个用粗糙的手指教我分辨北斗七星的人，是那个把西瓜最中间最甜那一勺挖给我的人。他的存在，就是我童年世界里一个坚固的坐标，跟“内外”这种概念，毫无关系。
再说 阿婆 。
阿婆 ，这两个字一念出来，唇齿间都带着一股子糯米和灶火的温吞气。声音是向下走的，亲昵的，像小猫的呼噜。我的 阿婆 ，她的人生好像永远都围绕着厨房那一方小天地。她的手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猪油香和葱花味。喊一声“阿婆”，她应答的声音总是从热气腾腾的厨房里传来，带着锅铲碰撞的清脆声响：“哎——晓得了，糕团马上就好！”
“外婆”这个词，听起来太书面了。像是一位穿着得体、慈祥但有距离感的老太太。而我的 阿婆 ，她从来都是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裤脚上还可能沾着一点泥土，因为她刚从屋后那片小小的菜园里回来。她给我的爱，是具体的，是滚烫的，是一碗加了两个荷包蛋的烂糊面，是塞在我书包里还冒着热气的南瓜饼。这种爱，只有用“ 阿婆 ”这个土土的、亲密的称呼才能包裹得住。
所以你看， 家乡话怎么称呼外公外婆 ，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学问题。它是一把钥匙，一把能瞬间打开记忆闸门的钥匙。
这把钥匙，通往的是一个回不去的世界。
我记得，小时候跟着 阿婆 去镇上赶集，她把我紧紧牵着。集市上人声鼎沸，各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农产品堆得像小山。我扯着她的衣角，一声又一声地喊“ 阿婆 ， 阿婆 ”，她就一遍又一遍地应着“哎，哎”。那两声简单的应答，在嘈杂的人群里，像一根看不见的线，牢牢地拴住了我，让我充满了安全感。现在，我再也听不到那样的应答了。
我长大后，离家越来越远。在城市里，在办公室里，我们说普通话，写标准字。我和我的同事、朋友，聊起家里的长辈，大家说的都是“我外公”“我外婆”。我偶尔也会这样说，但每次说完，心里都空落落的。好像在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那个故事里的人物形象是模糊的，标准的，唯独不是我那个会偷偷给我零花钱的 阿公 ，和那个总担心我穿不暖的 阿婆 。
这种感觉，在有了孩子之后，变得更加强烈。
我教我的孩子认识家人，指着照片，我告诉他：“这是妈妈的妈妈，你要叫‘外婆’。”孩子似懂非懂地跟着念。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巨大的悲哀。我剥夺了他认识一个真正的、鲜活的“ 阿婆 ”的机会。他嘴里的“外婆”，永远无法连接到那个充满灶火香气、吴侬软语的世界。他理解的，只是一个冰冷的、标准的家庭关系符号。
我们这一代，或者说，许多离开家乡的人，都成了方言的“断代者”。我们或许还能流利地说，但我们的下一代，大概率只会听，甚至完全不会说了。当那些带着特定语调和情感的词汇，比如“ 阿公 ”“ 阿婆 ”，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一同消失的，还有那份独一无二的文化肌理和情感纽带。
北方的朋友可能会说，他们喊“姥爷”“姥姥”，那也是充满了温情和记忆的词。是的，我完全相信。中国太大了，十里不同音。每一个地方关于“ 家乡话怎么称呼外公外婆 ”的答案，都指向一个同样溫暖的內核。无论是“家公家婆”“姐公姐婆”，还是其他我闻所未闻的叫法，它们都像一枚枚家族的私密印章，盖在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
它们是密码，是接头暗号。只有在同一个方言体系里长大的人，才能瞬间解码其中蕴含的全部情感。
现在， 阿公 的那把竹躺椅已经收起来了，上面落了薄薄的灰。 阿婆 的厨房也早已没了烟火气。但只要我闭上眼睛，轻轻地在心里念一声“ 阿公 ”，“ 阿婆 ”，那吱呀的摇椅声，那灶火的温暖气，那江南水乡特有的、温润又绵长的记忆，就都回来了。
它们告诉我，无论我走多远，说多么标准的普通话，我身体里，永远都住着那个只会用家乡话，怯生生地喊着“ 阿公 ”“ 阿婆 ”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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