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话打回家。
那头是我阿嬷，声音有点糊，但中气十足。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就把那个在外面用了千百遍的“我”字给吞了回去，脱口而出的是：“阿嬷，是我啦， 阿弟 啊！”
电话那头立刻就乐了，好像听到了什么暗号。
对， 阿弟 。这是我的小名，也是我在我阿嬷、我爸妈面前，一个不成文的、心照不宣的代号。在外面，我是张先生，是项目负责人，是朋友口中的老张。可是在那个小小的听筒里，在连接着家乡的电波中，我自动变回了那个最小的孙子，那个还需要被念叨“有没有好好吃饭”的小儿子。
这就是 闽南话家人怎么称呼自己 这个问题的核心——它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语法问题，它是一套藏在语言里的情感密码和家庭伦理。
最基础的，当然是 我 (guá) 。这个词没毛病，通用，标准。跟同学朋友同事，开口闭口都是 guá 。但在厝内（家里的）那个场域里， guá 有时候显得……太生分了，太正式了，像在做报告。尤其是在跟长辈撒娇、求助，或者分享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时，一个冷冰冰的 guá ，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味道。
味道，对，就是那个“人情味”。
于是，奇妙的转换就开始了。
面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辈，最常见的操作，就是用 自己的名字或小名 来代替“我”。“阿公， 阿明 肚子饿了，今天煮什么好料？” 这句话如果换成“阿公，我肚子饿了”，听起来就像一个成年人在陈述事实。但前者呢？前者有一种画面感，一个孙子凑在阿公身边，拉着他的衣角，带着点依赖和期盼。这其中的差别，微妙，但巨大。它是一种姿态，一种主动把自己放回“被疼爱者”位置的姿态。这根本不是装嫩，这是闽南人骨子里的一种温情，一种维持家庭亲密度的润滑剂。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告诉长辈：无论我在外面长多大、多厉害，在您面前，我永远是那个可以被叫做“阿明”的小囡仔。
而当场景切换到兄弟姐妹之间，称呼又变了。
我是家里最小的。我二哥跟我说话时，他几乎不说“我”。他会说：“你这个东西放着， 阿兄 来弄。” “你听 阿兄 的，没错。” 这里的 阿兄 ，就是他自己。他用一种角色身份来称呼自己，这背后是什么？是责任感，是“我是哥哥，我罩着你”的宣言。这个 称呼 本身，就在划分和确认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与义务。
同样的，我姐姐会说：“这件事， 阿姐 去跟你妈讲。” 她在扮演那个更懂事的、可以和父母沟通的姐姐角色。这种称呼，让家庭内部的秩序感和亲密感并存。它不是冰冷的等级，而是一种温暖的依靠。反过来，如果我对我哥我姐，也用“阿弟”来自称，那就带上了浓浓的撒娇和求助意味。“阿兄， 阿弟 这个月钱不够用啊……” 效果拔群，屡试不爽。
这套系统，简直就像一个根据对话人不同而自动切换的软件。
面对父母，情况会更复杂一点。有时候是直截了当的 我 (guá) ，尤其是在讨论正经事的时候。但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气氛轻松或者有所求的时候， 用自己的名字 这一招又会冒出来。“妈， 你儿子 今天被人夸了哦！” 注意，这里甚至都不是直接用名字，而是用“你儿子”这种更进一步拉近关系、带着点邀功和俏皮的说法。或者干脆就是小名：“爸， 阿弟 想吃你做的卤肉了。” 声音要软，语调要带点起伏，那股子亲昵劲儿就全出来了。
所以你看， 闽南话里如何称呼自己 ，它根本不是一个词语的选择，而是一种 情境表演 。你得先在心里给自己的角色定个位：此刻，我是孙子、是儿子、是弟弟，还是哥哥？然后，语言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这背后，我猜，是一种深刻的 集体文化 的体现。在我们的文化潜意识里，个体的“我”常常是需要被置于一个关系网络中才能被定义的。在家庭这个最小也最重要的网络里，我的身份比“我”这个符号本身更重要。我是谁？我是阿嬷的孙子，是阿兄的弟弟。这个 身份 ，决定了我的说话方式，也维系着整个家庭的情感链接。
这种语言习惯，也塑造了我们处理情感的方式。它让很多直接说出来会有点肉麻的话，变得顺理成章。一句“ 阿兄 帮你”，比“我帮你”蕴含了更多的情感厚度，它包含了长兄如父的担当和毋庸置疑的保护。一句“ 阿明 想您啦”，比“我想您了”，更能让电话那头的阿嬷笑得合不拢嘴，因为那唤醒的是她对一个具体的小生命的，长久而持续的爱。
当然，现在随着普通话的普及，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年轻一代，特别是00后、10后的孩子们，这种用法似乎在变少。他们更习惯用直接的“我”，简单、高效。这没什么不好，语言总是在发展的。
但我总觉得，丢失了这种称呼上的“弯弯绕绕”，似乎也丢失了一点点语言的韵味和人情里的细腻。那种不需要说“爱”，但处处都是爱的表达方式；那种通过一个简单的称呼，就能瞬间穿越时空，把自己拉回到童年某个夏日午后的神奇魔力。
下次回你家，试一试，别说“妈，我回来了”，试着喊一句：“妈， 你儿子/你女儿 回来啦！”
看看她的表情。
那里面，藏着闽南话里，关于家、关于爱，最不动声色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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