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 开工厂的打工人怎么称呼 ？
这问题，你扔到珠三角、长三角任何一个工业园区的饭馆里，中午十二点，人声鼎沸，烟火气最浓的时候，都能炸出一堆故事来。真的。
这个问题，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它背后，是一部浓缩的、泥沙俱下的、带着机油味的中国当代奋斗史。
我们通常最先想到的，也是最直接的那个词，是 “老板” 。
对， 老板 。一个听起来金光闪闪、带着份量的词。当年跟你一起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的“阿强”，几年不见，再见面时，别人毕恭毕敬地喊他一声“王总”，你自己也得改口，客气地叫一声“王老板”。
但这声“老板”，味道可太复杂了。
它不像写字楼里那些穿着定制西装、喝手冲咖啡的“Peter王”和“Mary李”，那声“老板”喊得心悦诚服，带着对资本和权力的天然仰视。喊从前的工友“老板”，那声音里，多多少少掺杂着点别的玩意儿：有羡慕，有嫉妒，有“凭什么他行我不行”的酸溜溜，也有一丝“这小子还真出息了”的佩服。
而对于被喊的人来说，这声“老板”，更像是一件尺寸不太合身的新西装。穿着是体面了，但总觉得勒得慌，一抬手一弯腰，浑身不自在。
因为他们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这个 “老板” ，含金量有多少，含“辛”量，又有多少。
所以，一个更写实、更普遍的称呼就浮出水面了—— “小老板” ，或者，带点地域和江湖气的， “土老板” 。
听听，这个“小”字，这个“土”字，就特别传神。
它精准地描绘出了他们的生态位。他们的工厂，可能不是那种动辄几万平米的巨无霸，就是城中村握手楼里租下的两层，或者是在某个偏远工业园区的铁皮房。机器，可能是二手的；工人，可能是老乡带老乡，七大姑八大姨；管理，靠的不是SOP和KPI，是嗓门、人情和每天晚上一起吹瓶的酒。
他们是老板，但他们更像是 最高级的打工人 。
你想想那个画面：凌晨三点，客户一个电话催货，他得从床上爬起来，亲自去车间盯着；机器坏了，维修师傅赶不过来，他自己就得满手油污地钻到机器底下去修；订单淡季，为了给工人发工资，他能陪着笑脸，把酒喝到胃出血，就为了求人给点活儿干；工人闹情绪，他得像个大家长一样去安抚、去解决，甚至帮人处理家长里短的破事。
他，就是自己工厂里那个最不敢请假、最不能生病、干活最不要命的“员工”。
所以，当他以前的工友在背后议论他时，可能会说：“那个‘搞厂的’，听说最近又换车了。”你看，“搞厂的”，一个多么朴素又生动的动宾结构。没有尊敬，也没有贬低，就是一种纯粹的事实陈述，像在说“那个卖猪肉的”或者“那个开出租的”一样。这背后，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模糊：他们脱离了纯粹的打工阶层，却又没能真正挤进那个光鲜亮丽的“资本家”圈子。他们悬在半空中。
这种悬浮感，也体现在他们自己的自我认知上。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你跟一个这样的 “小老板” 聊天，他大概率不会跟你聊什么宏观经济、商业模式，他会拍着你的肩膀，满嘴酒气地跟你诉苦：“兄弟啊，我这哪是当老板，我这就是在给自己打工，还是长工！睁眼就是一屁股债，房租水电、工人工资、材料款……没一分钱是自己的。”
这时候，他看自己的眼神，又回到了那个“打工人”的身份。疲惫、焦虑，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他嘴里的“我厂”，听起来不像是在说一份资产，更像是在说一个沉重的、甜蜜的负担。
而在更亲近的老乡圈子里，称呼就更五花八门了。可能直接喊他的外号，“嘿，‘快手强’，你那批货什么时候能出来？”也可能就是一句简单的“做老板了嘛”，后面跟着一串意味深长的笑。
这群人，他们是时代的产物。他们身上有一种独特的“草莽英雄”气质。他们文化水平可能不高，不懂复杂的财务报表，但他们对市场有一种野兽般的直觉；他们没什么管理理论，但懂得如何用最直接的人情世故笼络人心；他们不相信什么风口和赛道，只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相信爱拼才会赢。
他们从流水线上站起来，拍拍身上的铁屑，转身就成了那个给流水线发工资的人。这中间的跨越，你说，得用多少汗水和不眠之夜去丈量？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 开工厂的打工人怎么称呼 ？
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你可以叫他 王总 ，透着商业社会的客套。你可以叫他 老板 ，带着对财富最直白的向往。你可以叫他 小老板 ，夹杂着一丝过来人的调侃和理解。你也可以叫他“那个 搞厂的 ”，充满市井的烟火气。
但我觉得，最准确的称呼，或许应该是一个长长的、无法被简化的描述句：
那个曾经和我们一样，在生产线上挥洒汗水，后来用全部身家甚至负债累累，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最终成为了那个最累的老板，也成为了自己工厂里最后一个下班的打工人。
这个称呼太长了，长得像他们走过的那条路。
他们是自己王国的国王，也是唯一的囚徒。他们的身上，刻着两个无法被磨灭的身份烙印：一个是过去的 打工人 ，一个是现在的 老板 。这两个身份，在他们身上撕扯、融合，最终塑造出了一个复杂而又真实无比的群体形象。他们，就是中国制造业最坚实的底座，也是这个时代最值得记录的剪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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