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32床。
就在护士长拿着胶布，“啪”一声，把写着“32”的白色卡片贴在我床头的那一刻，我过去二十多年里辛苦攒下的名字、身份、头衔，好像瞬间被这股浓烈的消毒水味儿给冲刷掉了。我不再是公司的王经理，不是我妈的宝贝儿子，也不是那个能在球场上飞奔的少年。
我，就是32床。一个因为愚蠢地踩滑了楼梯，导致右腿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被植入了一块钢板和八颗钉子的，移动受限的人形物体。
“32床，换药了！”“32床，吃饭了！”“32床，晚上别玩手机了，影响隔壁休息！”
起初，这种感觉糟透了。一种被物化的、不被尊重的钝感，从脚底那块不属于我的钢板，一路蔓延到天灵盖。但很快，我就发现，在这个由石膏、钢钉、牵引架和呻吟声构成的“钢铁江湖”里，这才是最基础、最通用的社交货币。
你问 在骨科住院的你怎么称呼 ？这问题可太有学问了，简直是一门人类学分支。
最初级的，也是最安全的，就是跟着护士喊 床号 。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代表着一种距离感。你看我，我看你，彼此的眼神里都写着：“兄弟，你什么情况？”但嘴上绝不轻易搭讪。喊一声“嘿，31床，能帮我把那个水壶递一下吗？”既完成了求助，又没冒犯到对方的隐私。毕竟，谁也不知道对方是因为见义勇为还是打架斗殴才进来的，保持距离，天下太平。
几天之后，当病房里的氛围稍微缓和，大家对彼此的“底细”——也就是伤情，有了初步了解后，第二层称呼就开始浮出水面。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模糊又亲切的 “大哥、大姐、叔、姨” 。
这套体系全凭眼力见儿。隔壁床那位大哥，头发花白，每天捧着个保温杯，一看就是退休老干部，喊声“叔”准没错。斜对面那个大哥，膀大腰圆，说话中气十足，一看就是社会人，一声“ 大哥 ”递过去，他立马觉得你这小伙子懂事。我隔壁的隔壁，是个刚做完髋关节置换手术的阿姨，我们都喊她“李姐”，她也乐呵呵地应着，每天给我们分发她儿子送来的水果。
这声“大哥大姐”里，藏着的是一种试探，一种中国人特有的、试图在陌生环境里快速建立伦理秩序的本能。它像一层温暖的包裹，暂时掩盖了我们都是“ 病友 ”这个冰冷残酷的现实。
但真正地道的、骨科病房里的“黑话”，是第三层称呼： 按伤病部位 。
这听起来有点残忍，但实际上，这才是最高级别的“自嘲式”认同。
“嘿， 锁骨 那个，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腰间盘 ，你老婆今天来给你送饭不？”“那个 换膝盖 的大爷，昨天晚上呼噜声又破纪录了啊！”
而我，在他们嘴里，就是那个“ 小腿钢板 ”。听听，多酷，像个赛博格。
我们不再是张三李四，我们成了一个个行走的“零件”。我们是“ 换髋的李阿姨 ”、“ 前叉韧带重建的小刘 ”、“ 尺骨鹰嘴骨折的老吴 ”。在这个空间里，你的社会身份被彻底压平了，你的伤口，你身体里那块冰冷的金属，成了你最醒目的标签。我们就像一群等待返厂维修的残次品，彼此之间，伤口就是最直白的通行证。聊起各自手术方案时的眉飞色舞，分享康复心得时的倾囊相授，那种感觉，比在外面聊股票、聊八卦，要真诚一百倍。
当然，还有更高级的，那是基于个人特质的。比如我们病房有个老爷子，以前是大学教授，天天在病床上还捧着一本《理想国》，我们就都尊称他为“ 陈教授 ”。还有一个小伙子，刚大学毕业，天天乐呵呵的，不是讲段子就是模仿赵本山，成了大家的“开心果”。
他成了我们的“开心果”，我成了“那个写稿的”，陈教授还是“陈教授”。你看，即使在这样一个被疾病和伤痛 уравнивать（拉平）一切的地方，人还是会拼了命地想找回自己是谁。
至于对医护人员，那又是另一套江湖规矩了。年轻的女护士，一律喊“ 美女 ”，嘴甜一点，总没坏处。一声甜甜的“美女护士”，可能换来的是输液时更温柔的一针，或是半夜帮你调整枕头时更耐心的一点。年轻的男医生，喊“ 帅哥 ”或者“医生”都行。但凡是看起来资历深、能拍板的，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长，一律尊称“ 老师 ”。这声“老师”，比“主任”更显亲近，比“医生”更显尊敬，是病患群体里流传下来的最高智慧。
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开始喊对方的真名？
大概是当深夜痛得睡不着，隔壁床的大哥也醒着，我们俩就着窗外惨白的月光，开始聊起家庭，聊起孩子，聊起这次受伤对未来的影响。聊到最后，他叹了口气，说：“小王啊，别想太多，都会好起来的。”
那一刻，我不再是“32床”，也不是“小腿钢板”，我变回了“小王”。
他也不再是“31床”或“腰突大哥”，他是老李。
在骨科住院，从一个冰冷的床号，到一个部位的代称，再到一个亲切的“大哥”，最后，回归到一个普通的名字。这趟称呼的演变之旅，就是我们这群“断骨人”从破碎、匿名，到抱团取暖，再到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
在这个“钢铁森林”里，一个称呼，就是一声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是我们努力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床号、一处骨折的，最后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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