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顶有点发痒的马毛假发，那件厚重得能压垮夏天的黑袍，还有法庭里那股混杂着旧纸张、木头和凝重空气的味道……当你作为一个 香港大律师 ，站在这舞台中央，你说的第一个词，往往不是案情，也不是法律条文，而是一个称呼。
这个称呼，就是整个 普通法 体系下，庭审这场精密戏剧的开场锣。
你以为就一个词？错。这里面的门道，深了去了。它关乎的不仅仅是礼貌，更是权力、传统和整个司法体系的尊严。说白了，你喊出的那个词，瞬间就定义了你和对面那个高高在上、戴着同款假发的人之间的关系。
在最高级别的法庭，比如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上诉法庭，以及终审法院，那里的 法官 ，你必须尊称他们为 My Lord （大人）或者 My Lady （大人）。是的，你没看错，就是英剧里那种听起来有点穿越的称呼。第一次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感觉特别奇妙，仿佛自己不是在21世纪的香港，而是在狄更斯小说里的伦敦。
这声 My Lord 或 My Lady ，喊的绝不是坐在那儿的某个具体的人，什么张法官、李法官。你喊的是他/她所代表的那个至高无上的“法治”化身。在那一刻，法官不是一个有喜怒哀乐的凡人，他/她就是法律本身。所以，这个称呼里，带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敬畏感。你是在向一个制度、一个理念致敬。整个法庭的庄严气氛，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些看似繁琐的礼节撑起来的。
我记得刚出道时，跟着一位资深大状上庭。庭审前他反复叮嘱的，不是案情的关键点，而是“千万别叫错，一口一个‘My Lord’，要说得自然、坚定，像是从你肺里发出来的，而不是嘴皮子上的客套”。那种感觉，就像演员上台前默念台词一样。因为一旦你在这个最基本的环节上出了岔子，比如紧张之下脱口而出“Judge”或者“法官大人”，对面法官镜片后的那双眼睛，会立刻让你感受到什么叫无形的压力。那不是愤怒，而是一种“你不懂规矩”的审视。这种审视，比任何严厉的斥责都更让人无地自容。
往下走一级，到了区域法院，情况就变了。在这里， 法官 的称呼是 Your Honour （法官阁下）。这个称呼，少了一点“君主”般的距离感，多了一丝职业上的尊崇。虽然也是绝对的尊敬，但气场上，从“仰望神坛”变成了“面对权威”。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这就是普通法体系里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法院的级别不同，法官的头衔不同，自然，你在他面前的称呼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是一种身份的确认，也是对司法程序严谨性的体现。
再往下，到了裁判法院，就是处理一些比较轻微案件的地方。这里的 法官 ，我们称之为 Sir （先生）或者 Madam （女士）。这个称呼就显得“平易近人”多了。但你千万别以为这就可以随便了。这里的“Sir”和“Madam”，跟你去餐厅叫服务员的那个“Sir”完全是两个世界的概念。它依然是法庭语境下的、充满敬意的正式称呼。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一种让所有参与者迅速进入角色的“口令”。
这套称谓体系，就像一套精密的密码。 香港大律师 必须熟练掌握，并且运用自如。
当庭上有不止一位法官时，比如在上诉庭，通常是三位。这时，称呼就会变成复数形式： My Lords 或 My Ladies 。如果性别不同，就要说 My Lords, My Ladies 。这个顺序也不能错。
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去个人化”的智慧。在 庭审 中，法律追求的是绝对的客观和中立。法官的个人身份、性格、背景都应该被最大程度地隐藏起来。通过使用 My Lord 、 Your Honour 这样的非人格化尊称，实际上是在不断强化一个概念：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叫陈大文的男人或者一个叫黄小玲的女人，我们面对的是“司法机构”（The Judiciary）。这种仪式感，恰恰是保障司法公正的一道心理防线。它提醒着法官，他/她此刻不代表自己；也提醒着律师，他/她是在向法律本身陈词。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称呼的传统，并非一成不变。它也在随着社会变迁而悄然演化。比如，在英国本土，关于是否要废除“My Lord/Lady”这种听起来封建色彩浓厚的称呼，已经争论了很多年。有些法官自己也觉得别扭。但在香港，这个传统被近乎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这或许也反映了香港法律界对于 普通法 传统的某种坚守和自豪。这不仅仅是语言习惯，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和制度自信的体现。
所以，下次当你在电影或电视剧里看到一个 香港大律师 ，穿着黑袍，对着法官深深一鞠躬，然后说出那句“ My Lord ”时，请不要觉得这只是在装腔作势。
那一个词里，浓缩了数百年的法律传统。那一个词里，划定了法庭内的权力边界。那一个词里，承载着一个律师对法律的敬畏，和一个社会对公正的期盼。
它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庄严司法程序的大门。对于我们这些在法律世界里“讨生活”的人来说，正确地称呼 法官 ，就如同士兵懂得如何向将军敬礼一样，是最基本，也是最深刻的一课。这套看似繁复的称呼哲学，正是香港法治精神在细枝末节处的生动写照。它告诉你，在这里，法律高于一切，规矩就是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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