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族朋友怎么称呼我？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藏着森林与篝火你以为他们会怎么称呼我？小宋？宋记者？还是那个从城里来的汉族小伙子？
答案，是，也不是。
这事儿得掰扯开来说。一开始，没错，他们确实就叫我 小宋 。那声音从他们喉咙里滚出来，带着大兴安岭的风霜味儿，把一个平淡无奇的姓氏喊得特别实在，像一脚踩在冻了三尺的黑土地上。一个“宋”字，音节被拉得稍微长了点，尾音有点往上扬，透着一股子淳朴的好奇。那是他们对一个外来者的最初定位，一个标签，礼貌，但有距离。
我记得第一次在阿尔山深处见到玛拉大叔，他嘬了一口旱烟，眯着眼打量我，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小……宋？”那感觉，就像是在试探一个陌生的野兽，小心翼翼。
但这个称呼，很快就变味儿了。
当我扛着那台死沉的单反，跟着他们钻林子，一连几天不带吭声，就为了拍一张他们口中“山神”——其实是一头漂亮的驼鹿——的照片时，称呼就悄悄变了。他们不再当着我的面喊，而是在背后，在篝火边上喝酒聊天时，你会听到他们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夹杂着鄂伦春语，跟旁边的人说：“ 那个总带相机那小子 ，又跑哪儿去了？”
你听听，这称呼，多有画面感！“那个总带相机那小子”，一下子就把我从一个抽象的“小宋”，变成了一个具象的人。一个有行为、有特点、甚至有点傻乎乎执拗劲儿的人。这个称…呼里，已经没了最初的疏离，反而多了点戏谑和亲近。它不是个名字了，是个速写。他们用最简单的语言，给我画了个像。
我喜欢这个称呼。因为它意味着，我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我开始成为他们生活场景里的一部分。
真正让我心头一热的，是另一个称呼的出现。
那是个冷得呵气成冰的夜晚，我们围着一堆烧得“噼啪”作响的篝火，分食一只刚烤好的野猪腿。玛拉大叔撕下一块最嫩的肉，用他那把用了几十年的猎刀尖儿扎着，递给我，眼神亮得像天上的星星。他喝多了，脸膛被火光映得通红，突然瓮声瓮气地对着我，喊了一声：“ 安达！ ”
我当时愣住了。
“安达”，这个词在很多北方民族的语言里，都意味着“兄弟”，是那种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比血缘还铁的结拜兄弟。我一个汉族人，一个在他们看来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城里人，怎么就成了“安达”？
玛拉大叔看我发愣，咧开嘴笑了，露出被烟草熏得焦黄的牙。“你这小子，心实诚。”他说，“跟我们上山，不怕冷不怕累，还给俺们拍了那么多好看的照片，让山外的人知道我们鄂伦春人咋活的。你就是我们的安达！”
那一瞬间，我感觉一股滚烫的东西从胸口炸开，涌向四肢百骸，比灌进喉咙的烈酒还上头。从“小宋”到“带相机的”，再到“ 安达 ”，这不仅仅是称呼的变化，这是我被他们一步步接纳，从一个闯入者，变成了一个被认可的“自己人”的证明。这个词，比任何赞美都重。后来，部落里的年轻人也开始这么叫我，一声“安达”，大大方方，坦坦荡荡，里面有信任，有情义。
可事情还没完。
最让我哭笑不得，又觉得无比温暖的，是乌日娜大婶给我的外号。乌日娜大婶是部落里最爽朗的女人，嗓门大，笑声能传出二里地。她看我总是对森林里的一切都瞪大了眼睛，看见一只松鼠能蹲那儿看半天，看见一朵没见过的菌子就兴奋得不行，觉得我特有意思。
有一天，她看着我在雪地里追着一只小狍子拍照，结果脚下一滑，摔了个四脚朝天，相机都差点飞出去。她没有跑过来扶我，而是在原地叉着腰，爆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笑声。等我灰头土脸地爬起来，她指着我对所有人宣布：“看他！我看他不叫小宋，就叫‘ 小狍子 ’好了！一样傻，一样在林子里乱窜！”
从此，“ 小狍子 ”这个外号就传开了。
刚开始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一个大男人，被叫“小狍子”。但后来我发现，这个称呼里，藏着的是家人一般的宠溺和亲昵。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会给你起一个带着点傻气、带着点调侃的外号。他们叫我“小狍子”的时候，眼神里是带着笑的，那种笑，和你朋友之间开玩笑的笑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恶意，全是暖意。
所以你看，“鄂伦春族朋友怎么称呼我？”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标准答案。
他们叫我 小宋 ，是在认识我。他们叫我“ 那个总带相机那小子 ”，是在观察我。他们叫我“ 安达 ”，是在接纳我。他们叫我“ 小狍子 ”，是在爱护我。
每一个称呼，都像一个年轮，刻录着我和他们之间关系的一段进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代号，它是一段故事，一种情感，一个身份的变迁。
现在，当我回到喧嚣的城市，在深夜里处理那些在兴安岭拍下的照片时，耳边仿佛还会响起那些声音。玛拉大叔浑厚的“安达”，乌日娜大婶爽朗的“小狍子”，还有孩子们清脆的“相机叔叔”……这些称呼，像一个个温暖的坐标，瞬间就能把我拉回到那片广袤的森林，那堆永不熄灭的篝火旁。
它们告诉我，我不仅仅是宋某某，我还是那个被森林和狩猎民族所接纳的，一个有故事的“安达”和“小狍子”。这，比我身份证上的那个名字，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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